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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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李欧梵　　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的面上。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　　上面的这段话引自张爱玲写的、关于香港的一个故事。这是她投给《紫罗兰》，一个鸳蝴派杂志的第一篇小说，那是在一九四三年，震惊了她的编辑。小说面世后，这个故事及其续篇席卷了上海

2、文坛。为什么鸳蝴派杂志的编辑和读者，这些习惯于浸淫在一个更传统的中国文化世界里的人，会对一个年轻女人在香港变成妓女的故事感兴趣？香港的什么吸引着上海人？如果这块英属殖民地在西方人眼里代表着中国——荒诞、精巧、滑稽——那么，通商口岸上海是不是也如此？　　在故事的开头，张爱玲描绘了山腰上的一座“白房子”——“流线形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以及室内装饰中“东方色彩”与“西洋布置”的古怪混合：这是女主人公的姑姑操纵的一座高等妓院。天真的沦丧似乎是故事的最初主题，但我们立刻意识到年轻的女主人公葛薇龙，仿佛是缘于某种致命的诱

3、惑，自愿地加入到了这个“荒诞、精巧、滑稽”的世界中去，而且她相当清楚“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她和她姑妈形形色色的客人交际，常常还要与她姑妈争宠。“她看她姑妈是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而张爱玲是这样描述“白房子”里的一个铺张的园会的：“香港社会处处模仿英国习惯，然而总喜欢画蛇添足，弄得全失本来面目。梁太太这园会，便渲染着浓厚的地方色彩。草地上遍植五尺来高福字大灯笼，黄昏时点上了火，影影绰绰的，正像好莱坞拍摄《清宫秘史》时不可少的

4、道具。”就是在这样荒诞的气氛中，葛薇龙和一个混血女子——“她的宗谱极为复杂，至少可以查出阿拉伯、尼格罗、印度、英吉利、葡萄牙等七八种血液”——交了朋友，而且很快便爱上了她哥哥——另一个英俊的混血儿，他不是说英语，就是讲葡语，引诱她但不承诺婚约。不过，最终他俩却结了婚，而且似乎在一切的无常中找到了幸福。　　我们从来没有邂逅过这样荒诞的角色和这样古怪的场景——一个殖民岛和一段屈辱历史的产物。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香港承受着双重注视：来自英国殖民者的和来自中国上海人的。在她的散文《到底是上海人》中，张说她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说“写它

5、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她虽这样说，但还是给后来的读者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张爱玲小说中对于香港的东方色彩的铺张罗列是对一个殖民社会的讽刺还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描述？什么是上海人的观点？它与英国殖民者的观点有何不同？这两个城市，都是英国在亚洲殖民入侵的历史产物，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能说出什么来？张爱玲以她非凡的洞见也看出了这两个城市之间不寻常的关系，那么，什么是值得继续追问的，并以此使我的论述关乎今天？　　从上面引用的《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几段话看来，香港首先是作为电影的象征呈现

6、的，某种方式上形同《倾城之恋》。葛薇龙，像白流苏一样，也从上海来，被迫去扮演一个与她原先身份不符的角色，如同被突兀地塞入一出好莱坞的东方电影。这种“现代电影院”的自我指涉和《多少恨》开头的写法一样：故事在舞台似的白房子里开始，然后它本身又变成一个尚待制片的电影故事。简言之，对当时上海的普通读者来说，也许他们最初的反应就像看某些好莱坞电影，故事对他们有吸引力只是因为它们不可思议地荒诞，但荒诞本身是张爱玲写作技巧的一部分，以此帮助她的文本达到“陌生化”效果。至于现实主义则很自然不是张爱玲最喜欢的文学信条。《沉香屑——第一炉香》就像张爱玲

7、的其他一些小说，更体现着它们的寓意：它是一个城市的故事，这个城市是她的“家城”上海的“她者”。如果说我们需要“他者”来理解自己，那么，香港对于我们理解上海也就非常关键。这也许也暗示了为什么张爱玲把她的故事背景放在殖民岛。　　我们能期望像香港这样的城市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上投射什么样的光呢？这个问题可以被换成另一个更具后殖民眼光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把上海看成一个像香港一样的殖民城市？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区别难道仅有西方殖民化程度的差别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从张爱玲的散文与小说看来，她的感受相当复杂，好像她在时的香港是寡廉鲜耻地殖民化，而

8、同时期的上海却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因为香港没有上海的“涵养”——这个词最初是用来指一种受过教育的世故，它使人能够自我克制并保持温文尔雅的外表。从张对梁太太园会的描写看来，香港在模仿西方时，终究是太喧哗太粗俗太夸张了，造就的也就止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