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引借：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一项反思

《方法引借：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一项反思》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方法引借：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一项反思在将近百年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一个不断被检视、被讨论的话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在新世纪又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争论。为什么一遇到恰当时机，我们就要“旧话重提”？因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历史是一个用西方哲学方法诠释、重构中国思想史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方法引借”似乎必然导致“真理缺失”一、“方法引借”的必然选择与“借用”得失弄清“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关系，是进入讨论的前提。在逻辑上，先有“哲学”才有“哲学史”，“哲学史”是对“哲学”发展历史的研究。但只有

2、当“哲学”一词在1902年被引入中国后，用它来研究、梳理中国传统的思想史料，才开始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它本身就包含了对“中国哲学”（更恰当的说是“思想”）的研究。可以说，二者并没有时间上的先后与质上的不同。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在学理上，我们还是把“中国哲学”的研究区分为两个层次“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与“中国哲学”体系的建构。“中国哲学”体系的建构又包括两种方式：一是对本来存有的“中国哲学”的建构，二是“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建构。就方法而言，在“哲学史”书写与对本来存有的“中国哲学”建构中，方法可以是“借用的”、也可

3、以是“自己的”“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建构，则要求从“方法”到“思想”的全部创新。在最初连基本概念————“哲学”都是借用的中国哲学研究中，“方法引借”就成了根本策略，它决定了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时隐时现。回顾中国哲学的研究进程，“方法引借”贯穿始终。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借用英美的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借用西方的唯理论与实在论，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萧養父和李锦全的《中国哲学史》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哲学体系的构建：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借用柏拉

4、图的理念论、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借用康德哲学，金岳霖的《知识论》同样受到罗素和穆尔两位分析哲学家的影响。借用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的思想史料，成为“普遍性”的方法论，甚至成了一种有效而时髦的学风。始于近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引借”有其必然性。一是“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学习西方”无疑是达致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西方的科学文化、政治文化、观念文化渐次传入中国。“救亡图存”上升为文化需求，“方法引借”就是在这种主旋律中慨然出场的。二是“转向现代”的文化自觉。近代

5、中国遭遇的是“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文化研究的现代转型问题日益凸显。西方的现代学科分类，如同其发达的物质文化，在中国学术急需现代化的语境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加之知识分子构建现代学术的企望，使得打破“经史子集”的学术话语系统，给传统学术以科学形式成为必然。无法在传统资源中找到“内援”，寻求“外援”就成了不得已的选择。如刘梦溪所讲“中国现代学术这个概念，主要指学者对学术本身的价值已经有所认定，产生了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并且在方法上吸收了世界上流行的新观念，中西学术开始交流对话。三是“反传统”的文人心态。“反传统”在

6、政治、外交节节失利的催化中成为近代文化运动的一大主题。而“反传统”的思路，就是把落后的“罪状”清算在“传统文化”的头上。对传统文化的极度不满，把“传统”等于“落后”、“西方”等于“先进”的简单化约法，是“方法引借”得以盛行的又一诱因。四是“白话文”兴起的工具支援。“白话文”运动的兴起，颠覆了“文言文”的表述方式，引起了诠释方式的大变革。传统的学术研究，因为圣人贤哲的思想凝结在“文言文”里，其承传也大都采取“述而不作”的方式。运用“白话文”进行“述而不作”的研究，无异于对“古文”进行现代汉语的翻译，它过于简单甚至不能

7、叫做“研究”，这就必然要求适应于“白话文”的科学方法出炉。就与西方文化的会通而言，“文言文”在与其对接中，难以找到恰当词语，翻译者总是力不从心，“白话文”可以说解决了这一沟通难题，促进了现代学术研究对西方方法的“借用”“方法引借”使“中国哲学”以现代学科形态面世。具体来讲：第一，它摆脱了“经史子集”的传统学科划分，使“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作为新的学术概念得以确立，奠定了中国现代学科的基础，成就了一批“中国哲学史”的经典之作。蔡元培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里讲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

8、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没有西方的“形式”便难以成就系统的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第二，它摆脱了传统的治学方式。传统思想史料等同于现代“哲学”的可能只有“经学”与“子学”，二者的流传通过解经达成，走的是“述而不作”的治学之路。借用西方“哲学”方法重新诠释，给予一定的价值评判，突破了“圣人之言不可非议”的樊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