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与协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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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革命与协商之间内容提要：孙中山的一生固然是革命的一生。然而，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一生除暴力革命活动外，还有若干协商或议和活动，以往学界通常偏重于探讨或彰显其暴力革命的一面，而忽略甚至贬低其协商活动。所以如此，与20世纪国人对革命的误读及漫长的中国革命实践有关。事实上，孙中山政治思维有着革命与协商的两重性，这与其独特的教育背景及对现代政治文明的体认不无关联。关键词：孙中山政治协商政治思维Betisethroughoutthisrevolutionarylife.Researchersinthisfieldtendtoemphasizehisrevolutiona

2、ryactionsandhaveignored,evenunderestimated,thosenegotiatoryactivities.ThisphenomenoniscloselyconnectedisunderstandingofrevolutionandChina’slong-termrevolutionaryexperienceinthe20thcentury.Infact,thedualityofrevolutionandpeacefulnegotiationcharacterizesSunYat-sen’spoliticalthoughts,oder

3、npoliticalcivilization.Keywords:SunYat-sen;revolution;politicalnegotiation;politicalthoughts20多年前，在孙中山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史扶邻（HaroldZ.Schiffrin）教授将被海峡两岸奉为革命家的孙中山称之为“勉为其难的革命家”（reluctantrevolutionary）：“孙中山的作风令人费解，因他是个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在致力革命时，他宁愿选择最少使用武力的措施达其目的。……外国人造成的恐惧，使他阻止与帝国主义直接对抗。只是到了最后，他才支持这种对抗。他反对鼓励阶

4、级斗争，也不愿意用暴力手段去消除本国的不公正根源。他虽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但缺乏真正革命家所特有的冷酷。简言之，宁愿谈判而不从事杀伐，求和解而不想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史扶邻教授的这一结论颇为新颖，遗憾的是，他对孙中山这一“令人费解的作风”并未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只是泛泛地讲“这是环境及其气质使然。”[1](p.225)其后学界对此也少有关注。我并不怀疑史扶邻教授的结论，而是要揭示孙中山政治思维的两重性。他是一个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执着的协商者，并认为后者是对前者所以然的一个解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孙中山政治协商思维的成因。一、20世纪初中国人对革命的误读

5、“革命”，对20世纪长期在革命中度过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其含义歧见甚大，唯其如此，导致了对革命的误读。1.20世纪初改良派对革命的误读在改良派看来，革命意味着旷日持久的恐怖、流血、大乱、暴力。这一解说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以游历过欧洲的康有为为代表。他说：法国革命“大乱绵于八十余年，流血至于数千万人，不亡国几希”。中国革命不仅会重演法国革命的悲剧，且后果更惨烈。因为“我又为黄种之独国，白人纷纷，虎视逐逐，莫妙于假定乱之名，以行其瓜分之实。恐吾国革命之徒，虽酷毒至于极点，人理可以绝无，比罗伯（罗伯斯比尔）、马拉而倍蓰之，然必不能驱市民，当诸白之强敌也。”梁启超

6、也附和道：“中国人与法国人，同为人类，同有人类之普通性，岂其于此而独能免之。”康有为等对革命的解说是基于他对法国大革命表征的描述，并以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为佐证：“夫以革命者之必作乱也，作乱者之必无秩序无理义而争权也，其必至同志同党至亲左右展转相杀者势必不可己也。”[2](pp.301-310)康有为等对革命的解读看似无大错。法国大革命的反复与血腥及中国历史上的内乱确是事实，其对是中国一旦发生“革命”，必致“展转相杀”的预言在民国时期持续的军阀混战与中共早期革命如湖南农民运动中也得到了印证。他的误读是将近代的政治革命等同于改朝换代、“汤武革命”，忽视了政治革命在推动

7、近代政治民主化方面的作用，而这恰恰是近代政治革命的核心。而康有为对革命即为“以暴易暴”、“汤武革命”的误读还误导了同时代的革命党人。2.革命党人的误读革命派对革命的误读之一是将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简单划一。孙中山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3](p.325)如果仅从逻辑推导来看，此说并无大错，问题是在实践中种族革命很难包容政治革命，甚至会冲淡了政治革命。从革命党人对孙中山三大革命口号的认知与接受的角度来看，因过分渲染满汉矛盾、种族仇恨，多数革命党人与孙中山为伍是因为在“排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