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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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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褒《洞箫赋》与汉宣帝时期的礼乐建设: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洞箫赋》最初
2、命名为《洞箫颂》,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效果,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 关键词:王褒;《洞箫赋》;汉宣帝;礼乐 :I222.4:A:1672-3104(2013)02?0163?07 《文选》卷十七“音乐”类首载王褒《洞箫赋》,为“音乐赋之
3、祖”。《洞箫赋》文辞优美,善于描摹物态,穷变于声貌,相关艺术成就研究成果丰富①。“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675),由昭、宣时期礼乐兴衰变化背景来看,笔者认为《洞箫赋》重在阐发儒家雅乐思想,赋作本身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创作目的在于为宣帝兴雅乐之举张本。 一、汉昭帝时期礼乐之衰及对文学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武功显赫,礼乐隆盛,在儒家学者看来文教礼乐治民比武功更为重要,班固《汉书·武帝纪》赞辞详述武帝兴建礼乐之举却不言武功,认为“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
4、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2](212)司马光《资治通鉴》直斥:“孝武穷奢 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但也肯定武帝“尊先王之道”之举,“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
5、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3](747?748)“先王之道”指礼乐教化之道,出自《论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刑昺认为:“此章言礼乐为用相须乃美。……言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礼贵和美,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是先王之美道也。”[4](10) 汉昭帝时期未能延续武帝礼乐隆盛的局面,礼乐衰微。《汉书·礼乐志》未提及汉昭帝时期礼乐活动,《汉书·郊祀志》载:“
6、昭帝即位,富于春秋,未尝亲巡祭。”[2](1248)《汉书·昭帝纪》也很少涉及礼乐活动,现有记载主要涉及宗庙祭祀(后元二年二月“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始元元年“夏六月,皇后见高庙”)、藉田之礼(始元元年春二月“已亥,上耕于钩盾弄田”、“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大雩礼(“夏,旱,大雩,不得举火”)、飨宴之礼(元凤“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宫徙未央宫,大置酒”)和昭帝冠礼(元凤“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见于高庙”),其余礼仪则“无有所兴”。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局面的形成与这一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汉昭帝为武帝少子,即
7、位时只有八岁,在位期间一直未亲政,作为“受其长者支配而登基的未成年的皇帝”,汉昭帝“不能指望在国务中起积极作用”。[5](193)这一时期主要由霍光执政,“以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大将军光秉政,领尚书事”[2](217)、“政事壹决于光”[2](2932)、“光秉政前后二十年”[2](2948),: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
8、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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