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与殷夫的叙事伦理策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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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柔石与殷夫的叙事伦理策略比较　　[]该文从现代叙事伦理的视角出发，比较两位左翼作家柔石与殷夫在叙事伦理策略方面的差异。通过具体作品，阐释他们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不同，进而分析这种差异在左翼文学背景下的独特意义。　　[关键词]左翼文学；人民伦理；自由伦理　　　　同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并同时为左翼革命活动而牺牲，这使我们在谈到柔石和殷夫时更容易看到他们的相似性，强调他们共同的政治身份和文学倾向。然而，作家作为不同的个体即使在接受和实践同一种文学理论主张的过程中也会因为经历、学养和在世性情等的不同而表现出耐人寻味的差异来，本文仅从这两位作家所选择的不同的叙

2、事伦理策略入手来对这种相异性作出解读。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一书中将小说叙事作为伦理学的一种，叙事和伦理构成了小说文本的决定性因素。刘小枫认为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对小说家而言伦理常常体现为一种叙事态度，它引导叙事沿着一定的方向发展。小说中体现出的这种叙事伦理分为两类：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和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1]，对应于这一理论，柔石和殷夫的创作恰好分属两类不同的现代叙事伦理。　　父子伦理是中国儒家文化建构的传统“五伦”中最具有本源性和延伸性的一伦，因其富有文化隐喻意义和能指意义而往往被作为对创作主体的具体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进行分析的叙事载体。作家

3、殷夫幼年丧父，他的哥哥“做得和父亲一般地周到，送他进大学，用信用话鼓励他，和一片薄云似的柔软，那末熨帖，给他保护和抚养”，所以在殷夫的作品中父子伦理更多被塑写为兄弟模式。在殷夫所采用的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这种以动员和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为目的的叙事伦理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观是一致的，由于自觉地要以文学促使政治秩序的颠覆与革命，左翼作家普遍倾向于用革命的功利主义去看待文艺，有的甚至把创作看成是一种政治活动，认为写作实际上就是把抽象的政治话语予以形象的转述和翻译。

4、　　在殷夫著名的诗歌“别了，哥哥”一文中，哥哥虽然是实际生活中如父的长兄，但在革命谱系中却因其阶级身份而被解读为专制、残暴、贪婪和反动的敌对阶级所代表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的象征。这样一来殷夫对“哥哥”父兄之情的背叛和割舍在革命的名义下不必对自己欺骗和利用哥哥的行为有丝毫的忏悔和痛苦，呈现出悲壮的历史感和正义性。显然，在强烈的革命意识和政治信仰的召唤下，殷夫自觉地把“私人的生命热情和愿望转移到集体性的——社群、民族、阶级、国家甚至总体的人类的生命热情和愿望中去”。阶级意识日益清晰地呈现在他地文学作品中,成为衡量自己情感正负的唯一尺度和标准，生命曲线也由此被既定的道德体系整饬

5、编织，焕发出动员与规范的伦理力量来。类似的人民伦理的叙事还体现在殷夫对母亲“依恋——疏离”的情感叙写中。生活中自幼丧父的殷夫与母亲关系亲厚，他曾在诗中无限依恋的写道“你对我一段厚爱，你的慈恺无涯”,但选择的人民伦理的叙事策略，毫不留恋的让政治与革命的历史洪流对个人命运进行裹挟与淹没，因而对母亲的个人情感必然要让位于对真理与自由的渴望,而真理与自由在左翼意识形态的观念和理论中又成为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的化身。选择了斗争与牺牲的在日渐远离母亲的过程中是“快乐的,坚决的”，“母亲，别这样围住我的项颈，你这样使我焦烦”，“母亲，让我呼吸,让我呼吸，我的生命已在这个旦夕，但使我这颓败

6、的肺叶，收些，收些自由气息!”，“别窒死了我,我要自由,我们穷人是在今日抬头,我是快乐的，亲见伟举,死了,我也不是一个牢囚”。　　和殷夫相比，年纪较长(相差八岁)的柔石在作品中没有预设性地用“某些历史先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来替代自己对生活的思考,而是立足于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由一个个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来得出自己的思考与认识，关注的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某一个人活过的生活痕迹或经历的人生变故。”同样面对生活中和创作中的父子伦理关系，年长的柔石对其的理解和叙述都更为痛苦与复杂。在现实生活中，柔石虽然不满父母安排的包办婚姻,但却和鲁迅一样深感父母的

7、苦心而未作出决绝的　　[]该文从现代叙事伦理的视角出发，比较两位左翼作家柔石与殷夫在叙事伦理策略方面的差异。通过具体作品，阐释他们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不同，进而分析这种差异在左翼文学背景下的独特意义。　　[关键词]左翼文学；人民伦理；自由伦理　　　　同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并同时为左翼革命活动而牺牲，这使我们在谈到柔石和殷夫时更容易看到他们的相似性，强调他们共同的政治身份和文学倾向。然而，作家作为不同的个体即使在接受和实践同一种文学理论主张的过程中也会因为经历、学养和在世性情等的不同而表现出耐人寻味的差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