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学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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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伦理学何以可能当今世界的环境状况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人类几乎无限的建设与创造能力产生了同样巨大的破坏力量。人的需要不断增加，促使他在开发自然资源之时，采取一种只顾眼前利益的态度，由以造成的损失已十分明显。第二，所有行动都具有全球性的相互关系，以及全球为之承担责任的结果[1]。全球环境危机构成了对人类生存发展的严重障碍，一种致力于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学”（Ecoethics,或“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ethics)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拟对如何把生态和伦理学联系起来作出评说：(一）早在19世纪，英国

2、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泌就有扩展人以外的道德共同体（moralniuni-ty)之议;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H.Haeckel)又提出“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1866)，美国博物学者玛什(G.P.Mareh)的《人与自然》（1864)、英国医生赫克斯利(T.Huxley)的《进化与伦理学》（1893)均主张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某种亲和的伦理关系。伴随着工业社会出现大量环境破坏事例，本世纪人们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关注亦与曰俱增。早期生态伦理学的代表有德国学者施韦兹(A.Schanac,1949)对以后的生态伦理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0年代以来，全

3、球性环境危机日益明显，生态伦理学得以迅速发展，主要著述有：帕斯莫尔U.Paore)的《人类对自然的责任》（1974)、麦克洛斯基（H.J.McCloskey)的《生态伦理学和政治》（1983)、阿特弗尔德(R.AttMd)的《环境关系伦理学》（1983)、埃利奥特和阿伦•伽(R.ElliotArranGare)的《环境哲学》（1983)、雷根(T.Regan)的《基于地球》（1984)、罗尔斯顿(H.RolstonHI)的《哲学走向原野》（1986)、泰勒(P.indy)、帕斯莫尔等人也承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承认无论生命形态、还是非生命形态的自

4、然存在物本身就是目的,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毕竟有利于人，是人类未来的出路。他们认为这与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并不矛盾，而恰恰表达了完善人类中心地位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们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主张从维护人类利益出发，肯定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价值，并试图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关怀延伸到子孙后代和所有生命，乃至整个自然界。这一派人士提醒道，人类的任何选择自由其实都要受生态条件的约束，而不能为所欲为，因此伦理规范既要保护人类的利益,也要爱护(人类的）自然环境的利益。如此看来，生态道义观大抵寄希望于一种道德感悟，通过类宗教的“敬畏”体验，促使人承担对自然生

5、命的责任和义务；而生态价值观意在改变人的价值坐标，将自然也纳人价值论的范围，并以此作为新人道主义的基础。问题是，抽象地谈论敬畏生命和大地很难与古老的自然拜物教划清界限，太容易沉溺于乌托邦式的感情渲泄；生态价值观虽肯定了自然的价值，却有意无意地把自然理解成脱离人的评价的东西，忘记了这种“自然价值”仍然是被（人）“授权”的价值，没有人的活动介入，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价值与否：(二）在现代化(往往被理解为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大大加快了改造自然的步伐，并以功利主义、也是不计后果的态度对待自然，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物质革命带来了惊人的变化,把

6、现代与过去的所有的时代分割开来。由于这些变化，人类确实一下子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知识和力量。可是，人类陶醉于这种成就，认为这正是自己是万物的中心的证明。……人们还过多地滥用和浪费这种力量和智慧。整个环境因此而发生了异常的变化。我们既不能控制这种变异，又不能因此而甘心忍耐。因而不得不陷于一种危险=人类愈是扩大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其危险的程度愈大。事实上，人既是环境的消费者，又是环境的生产者;他不能不考虑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双重作用之间的矛盾了[5_?21]。人作为一种自觉的生命形态参与自然过程:人力既是自然最宝贵的资源，也可能是最具破坏性的力量;它可以提高

7、自然的质量，促进环境良性循环，也可以破坏自然的平衡，引起环境退化。由于人对自然的任意索取、掠夺和排放，长期累积下来，可供人使用的自然资源就越来越紧缺，资源的开发总是落后于对它们的消费，而环境保护的水平总是难以抵挡污染的扩展……。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就可想而知了。尽管环境危机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表现，但事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全世界都面临这个严峻的挑战。人类对环境的掠夺和污染行为正在接近地球承载的极限，巨大的环境压力“是世界文明难以持续下去的标志，也是人类不能沿着现有道路继续走下去的明证”;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自然的规律，也违背了人类的根本利益。

8、“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界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