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域下能源困境的伦理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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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明视域下能源困境的伦理审思　　：能源问题关系到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延续。能源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紧张，实质是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危机。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紧张、“义”的沦丧、以经济理性僭越价值理性，是能源困境的根源。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的伦理觉悟，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实践，为人类超越能源困境提供了可能。建构经济—环境—伦理生态，达致义利相融、德得相通，强化企业、政府等组织的伦理责任，呼唤“类本质”的觉醒是人类超越能源困境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生态文明；能源困境；人—自然—社会系统　　：B82—052：A：16711165（2012）03006706　　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能源的开发利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能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历了古代的薪柴时期、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以煤炭为主的时期、20世纪以石油为主的时期几个阶段。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一路高歌猛进，靠消耗大量能源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今，以化石燃料为主的不可再生能源日渐枯竭，人类面临着“能源危机”。进入21世纪，能源问题已涉及到全球安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关系到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延续，必须在生态文明视域下以认真理性的学术态度剖析能源问题的根源并合理应对，以期为当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一个转折的契机。　　一、能源问题的凸显及其伦理透视：人— 能伦理关系极不和谐及其对人—自然—社会系统的负面影响　　能源，作为自然界中能为人类提供某种形式能量的物质资源，其能量于自然，而化石能源是目前全球消耗的最主要能源。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经济决定论、人类中心主义逻辑下，人类大肆开采和利用化石能源，化石能源几近枯竭，人—能伦理关系极不和谐。20世纪末，美国学者拉兹洛曾指出，“在过去的200年里，已经用掉世界矿物能源总储量的一半左右——3亿年太阳辐射的产物。仅仅在20世纪，人类社会用掉的能源就超过了有史以来所消费掉的能源”[1]。　　自然环境是一个有机系统，人—能伦理关系不和谐会对人—自然系统带来连锁性的伦理负效应。大量燃烧化石能源已造成严重的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暖，进而导致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重视，在未来的数年内两极和雪山冰雪也将融化，全球大部分沿海城市和低洼地区都将面临灭顶之灾。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从城市房地产开发、道路交通与商业区建设、晚间亮化，到娱乐、休闲设施的建造和运营，无不耗能巨大。我国东部地区，随着城市居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许多人拥有了私家车，私家车出行消费的石油与日俱增，不仅加剧了能源危机，而且加重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城市好似一个大工地，不仅城市建设耗能巨大，而且带来一系列伦理负效应——建筑机械带来的粉尘污染、噪音污染有增无减，空气质量急剧下降，并且，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集聚，居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排放增加，直接造成人—水关系、人—气关系紧张。高污染的工业大都迁往郊区，厂区面积增加、生产规模扩大、耗能增加，工厂排放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增多，导致人—地关系、人—水关系、人— 气关系紧张加剧，人与自然冲突的范围、程度都有所扩大。　　人—能伦理关系不和谐，不仅影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而且对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造成负面影响。进入21世纪，能源问题涉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各个领域。就我国而言，近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已成为世界工厂，然而我国多数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主要承担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制造工作，虽然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然而耗能巨大、能源使用效率不高，严重影响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据报道，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主要工业品能耗量比国外平均值高40%，能源平均利用率只有30%左右。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下，我国能源供需缺口正在逐步扩大，能源净进口占能源消费的比重不断上升，能源安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焦点，影响着国家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民众日常生活等方面。在我国能源消耗结构中，煤炭占70%左右。我国80%的煤炭是原煤直接燃烧，大量煤炭低效燃烧带来严重的大气污染：二氧化硫的90%、烟尘和二氧化碳的70%、氮氧化物　　：能源问题关系到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延续。能源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紧张，实质是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危机。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紧张、“义”的沦丧、以经济理性僭越价值理性，是能源困境的根源。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的伦理觉悟，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实践，为人类超越能源困境提供了可能。建构经济—环境—伦理生态，达致义利相融、德得相通，强化企业、政府等组织的伦理责任，呼唤“类本质”的觉醒是人类超越能源困境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生态文明；能源困境；人—自然—社会系统 　　：B82—052：A：16711165（2012）03006706　　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能源的开发利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能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历了古代的薪柴时期、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以煤炭为主的时期、20世纪以石油为主的时期几个阶段。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一路高歌猛进，靠消耗大量能源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今，以化石燃料为主的不可再生能源日渐枯竭，人类面临着“能源危机”。进入21世纪，能源问题已涉及到全球安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关系到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延续，必须在生态文明视域下以认真理性的学术态度剖析能源问题的根源并合理应对，以期为当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一个转折的契机。　　一、能源问题的凸显及其伦理透视：人—能伦理关系极不和谐及其对人—自然—社会系统的负面影响　　能源，作为自然界中能为人类提供某种形式能量的物质资源，其能量于自然，而化石能源是目前全球消耗的最主要能源。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经济决定论、人类中心主义逻辑下，人类大肆开采和利用化石能源，化石能源几近枯竭，人—能伦理关系极不和谐。20世纪末，美国学者拉兹洛曾指出，“在过去的200年里，已经用掉世界矿物能源总储量的一半左右——3亿年太阳辐射的产物。仅仅在20世纪，人类社会用掉的能源就超过了有史以来所消费掉的能源”[1]。　　自然环境是一个有机系统，人—能伦理关系不和谐会对人— 自然系统带来连锁性的伦理负效应。大量燃烧化石能源已造成严重的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暖，进而导致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重视，在未来的数年内两极和雪山冰雪也将融化，全球大部分沿海城市和低洼地区都将面临灭顶之灾。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从城市房地产开发、道路交通与商业区建设、晚间亮化，到娱乐、休闲设施的建造和运营，无不耗能巨大。我国东部地区，随着城市居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许多人拥有了私家车，私家车出行消费的石油与日俱增，不仅加剧了能源危机，而且加重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城市好似一个大工地，不仅城市建设耗能巨大，而且带来一系列伦理负效应——建筑机械带来的粉尘污染、噪音污染有增无减，空气质量急剧下降，并且，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集聚，居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排放增加，直接造成人—水关系、人—气关系紧张。高污染的工业大都迁往郊区，厂区面积增加、生产规模扩大、耗能增加，工厂排放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增多，导致人—地关系、人—水关系、人—气关系紧张加剧，人与自然冲突的范围、程度都有所扩大。　　人— 能伦理关系不和谐，不仅影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而且对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造成负面影响。进入21世纪，能源问题涉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各个领域。就我国而言，近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已成为世界工厂，然而我国多数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主要承担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制造工作，虽然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然而耗能巨大、能源使用效率不高，严重影响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据报道，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主要工业品能耗量比国外平均值高40%，能源平均利用率只有30%左右。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下，我国能源供需缺口正在逐步扩大，能源净进口占能源消费的比重不断上升，能源安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焦点，影响着国家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民众日常生活等方面。在我国能源消耗结构中，煤炭占70%左右。我国80%的煤炭是原煤直接燃烧，大量煤炭低效燃烧带来严重的大气污染：二氧化硫的90%、烟尘和二氧化碳的70%、氮氧化物67%来自燃煤。据估算，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3%～7%。严重的大气污染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并对广大人民健康造成危害。其次看石油。当今世界，石油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战略物资，不仅对人们的衣食住行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而且牵动着世界各国、各个行业的神经，海湾战争、利比亚战争无不是为石油而战。全球气候变化已引起各国关注，近年来全世界已多次召开气候会议讨论应对方案，各国对待减排的态度和行动，也是他们之间利益博弈的反映。再看能源问题对人与自身关系的影响。以汽车工业为例，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加重了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城市交通拥堵，另一方面，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竞争的压力，人们常常处于烦躁、焦虑的状态，道德责任感淡漠，信仰陷入危机，出现心理亚健康、精神老龄化症状，进而使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空前紧张。正如舍勒所言：“时代的压力已经驱走了由早先生活方式存留来至今仍为人所赏识的较为高尚的情感力量的成分。”[2]现代社会，经济增长了，但人们的幸福感、安全感却没有增加，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增长指数与幸福指数之间相背离，人类处于“失乐园”的边缘。　　二、能源困境根源的伦理反思　　（一）能源困境反映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紧张，实质是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危机　　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论” ，主张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是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主宰者，人类应当以自然界为精神家园，热爱大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建立人与自然之间伦理的、美学的价值关系。[3]能源问题直接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其根源仍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官直觉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4]92这是自然界向人的世界运动，又是人的世界向自然界运动，这就是人类史和世界史。20世纪初，面对人类控制自然的努力带来的令人震撼的文明冲突和恐怖集结，马克斯·舍勒等思想家敏锐地意识到自然之控制所带来的实际后果是“人之控制”。舍勒指出，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人之物、生命之机器、人想控制因而竭力用力学解释自然，都变成了随心所欲地操纵人的主人”[5]。马克思也曾深刻地指出：“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6]就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而言，经济“单子式”的发展、科技理性的泛滥导致了人性的危机，即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丧失以及价值失落、精神空虚和孤独，人沦为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指出，现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包括外部自然生态的危机和内部自然生态的危机两个方面，前者导致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后者导致人类学和人格系统的破坏。后者存在于人的精神之中，因而更具有根本性。“ 当人们不再对自然怀有敬畏的感情，而将其视为征服、利用和占有的对象时，人的内部自然发生了不幸的‘异化’——理性与感性的、抽象和个别的、知觉和思维的、直觉和分析的分裂。”[7]　　可见，因大量消费能源带来的能源危机、环境恶化、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紧张与冲突，实质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伦理关系的失衡。　　（二）“义”的沦丧，以经济理性僭越价值理性　　以消耗、牺牲能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不仅直接带来人与自然（环境）伦理关系的极度紧张，而且导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明争暗斗的争夺，把人—自然—社会系统推向崩溃的边缘。[8]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义”的沦丧。　　“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中国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义利合一是中国道德哲学的传统。“利”是欲望和利益，“义”具有两个规定，即应然和义务。黑格尔把义务和道德相等同，认为义务是道德的核心和本质。黑格尔指出，在道德世界观中存在着道德与自然的对立，他将“自然”换作“幸福”来说，同时又将“道德”换作“义务”来说，可见中西方道德哲学的相通之处。黑格尔指出，道德世界观之成为“道德”自我意识，是因为它在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的对峙中，执着于义务的本质性，在意识中以道德规律驾驭自然规律。只有坚持义务的本质性，才能够使人既能够从外在的、客观的个别性与偶然性解放出来，又使人从生物自然本能的情欲束缚状态下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和谐”。[9]以消耗、牺牲能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即是以“利”为义的标准，义屈从于利的“义” 的沦丧，是义的伦理冲动在以利为方向的强大经济冲动下放弃了自己的文化本性和文化功能，是“经济决定论”本体思维的体现。　　近现代社会将理性视为一切行为的根据和权威，以取代传统社会中的经验及神学世界中的上帝。恩格斯曾经对这种以理性为根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建构方式作过精彩的描述，他指出：“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10]经济理性，可视为经济与理性的合一，它属于工具理性的一种。在经济理性主导下，能源被大量挥霍，经济“单子式”的发展，引起了价值理性式微以及对自然控制的不确定性，能源、环境问题也愈演愈烈。　　三、超越能源困境何以可能？　　（一）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的伦理觉悟　　罗素曾预言：“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到达这样一个时刻：人类种族的绵亘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能够学到的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11]能源问题对人—自然—社会系统的负面影响，已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通过伦理觉悟让人们走出这一泥沼。现代工业文明“控制自然”的观念，孕育了现代性的两个基本价值维度：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奴关系建构，即人是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是价值的主体和中心，自然不过是人宰制的对象，它处于客体和边缘地位。二是对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认为自然仅仅是人可利用的资源，它是摆置到人类面前的持存物。在这种主奴关系和功利主义态度的意识支配下，人对自然进行无限度的“控制”、“征服” 与索取，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这也是自然资源日趋衰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根本原因。威廉·莱斯曾呼吁：“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解释，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从这个角度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将同时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后者和前者一样，是人类思想的一个合理的观念、概念、成就；因此，从控制到解放的翻转或转化关涉到对人性的逐步自我理解和自我训导。”[12]可见，莱斯试图矫正流行的“自然之控制”的观念，即将控制自然的任务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而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即人性的解放。从“控制”到“解放”的转化有赖于一种人性之“自我训导”或“自我规范”的道德的进步，从而走出人类中心论的神话，达到“遵循自然”的伦理觉悟。[13]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向低碳之路的生态文明实践　　如果说，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的伦理觉悟，是从“理论的态度”上为人们超越能源困境提供了可能。那么，就“实践的态度”而言，就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实践。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根据中国改革和发展实践提出的符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新发展观，为我们超越能源—环境困境提供了指导。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就能源产业而言，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努力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走低碳之路，推动太阳能、风能的高效利用，核能的和平利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普遍幸福。面对严峻的能源危机，我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国内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提出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下降目标，走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道路，是我国走向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同时，要践行“循环经济”、“生态补偿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用GPI真实发展指数）替代GDP增长指数等举措，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础上，迈向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四、超越能源困境的伦理路径　　（一）建构经济—环境—伦理生态，达致义利相融、德得相通　　德国伦理学家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曾提出关于人的行为动力的两个结构——“最强的动力”和“最好的动力”。“人的最强的和最好的动力相互处在一定的关系之中，因为最强的动力不总是最好的，而最好的往往动力不强。”[14]彼得所言的“最强的动力”，可理解为经济冲动力、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力；“最好的动力”可理解为伦理冲动力，是追求人格完善和精神超越的动力。根据彼得的分析，伦理价值等文化力量虽然不及经济力量直接和强大，但却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最为坚韧和持久的驱动力量，而后者则为前者提供实现途径，二者相互支撑。经济冲动力的作用方向是“利”，伦理冲动力的作用方向是“义”，义利互动，在二者之间保持适度紧张，是经济冲动力与伦理冲动力辩证互动、形成“冲动力的合理体系”的关键。义对利的扬弃与超越，不是否定“利”，而是要扬弃利的冲动的偶然性和自然质朴性，达到普遍性，即“利在义中”、“义中有利”、“德得相通”。 　　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富民强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优良的环境又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必要保障，伦理则为前二者提供道德规约。作为人类文明体系的基本因子，经济、环境、伦理三者“同一”于人类的最高目的与终极价值，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生态觉悟的深刻意义，不只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觉悟，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是人类智慧的历史性飞跃。生态以有机性和内在关联性、整体性、共生互动与自我生长为原则，在生态智慧中，经济、环境、伦理这三个“单一物”共生互动、相互耦合形成一个“普遍物”或实体。因为作为人类文明的基本因子，无论经济、环境还是伦理都难以在文明体系中自我确证其价值合理性，只有三者共生互动、共存于同一实体才能确证其价值合理性。建立一种经济—环境—伦理生态，这既是走出能源与经济、能源与环境悖论的明智思路，也是当代人类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强化企业、政府等组织的伦理责任　　超越能源危机，必须重视对组织的伦理反思和突出组织的伦理责任。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伦理道德是个人的事，集体、实体、组织具有天然的善和先天的合理性而逃逸于伦理视野之外。然而，20世纪最深重的文明灾难的制造者不是个体，而正是国家、组织这类伦理实体。当国家、企业等组织缺乏其道德自我意识时，就可能成为一种伦理的却又是不道德的存在。作为实体，它是伦理的；但作为“整个的个体”，却是不道德的，即“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的悖论。要消除和超越这一悖论，必须“将道德责任的主体由个体移向实体，不仅追责个体的道德责任，而且追责实体的伦理责任，最终实现内部伦理性与外部道德性、个体责任与实体责任的辩证统一”[15] 。要推行清洁生产、低碳技术，前期需要引进新的生产工艺和设备，会增加投资和成本，企业应克服经济冲动的过度膨胀，以组织伦理引导自身积极行动，强化企业的伦理责任；政府须控制“权力和利益的冲动”，发挥好引导、协调、监管等职能，帮助企业尽快实现生产方式、价值取向的转变。　　（三）呼唤人的“类本质”的觉醒　　马克思根据人的生成发展，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或三种形态：即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这是人的最初存在形态；“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发展阶段，这是第二个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6]马克思曾经指明：“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4]96经过“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的发展，人类必定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支撑下向“类本位”跃迁，以突破能源—环境悖论，实现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类存在是人的自由状态的真正实现。由于类存在本质把人的各种关系统一到自己的本质之中，它克服了自然、人和自身对人的束缚，所以人的自由之境在类存在阶段才有可能真正到来。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在类存在阶段，人既不是超越于个体之上的“共同体”的附属物，也不再是相互分裂的单子式的“孤独的个体”，而是由人格独立的个体而结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自由人既是个体，又是包含类本质的总体，他把各种关系统一到自己的之中，不仅实现了人与自身的统一，同时也意味着实现了人和整个世界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