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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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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词的战争——重读王国维诗学中的“自然”[摘要]王国维诗学中的“自然”观念是利用中西两种诗学传统的思想资源建构起来的。他在建构自己的“自然”观时,面对的是中国传统和西方nature两种不同意义上的“自然”,这两种“自然”观并不具有对等性和同质性,西方浪漫主义时代的原始主义、有机主义、非理性主义等三种自然观构成了它的理论主体。而“自然”一词在中国古代诗学中负载的种种意义或遭受压抑,或被放逐到边缘的位置。因此我们与其把王国维笔下的“自然”看作两种诗学传统的融合,不如看作在特定历史语境的知识/权力关系中二者对符号意义的争夺。正是通过对现代中文里许多类似“自然”这样词
2、汇的符号意义的占领,西方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权威地位才得以牢固地建立起来。[关键词]王国维;诗学;自然;文化翻译 在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借助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范畴,作为两种文化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桥梁。“自然”概念就是其中之一。的确,中文的“自然”和西文的“nature”在各自的诗学传统中都是具有核心意义的概念,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可以跨越两种文化传统的“共同诗学”,似乎是一个值得期许的目标。然而,这一目标尽管听来十分美妙,实际上却遥不可及。因为西文的nature和中文的“自然”之间的对等性,并不是天然的和给定的,而是由翻译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依据
3、某种实践目的人为地建构起来的。既然是历史的建构,它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某种知识/权力关系,其结果之一是,当西文nature被翻译成中文“自然”之后,nature中原先负载的意义就会源源不断地注入中文符号“自然”之中,并随即和这个符号中从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固有意义发生一场符号意义的争夺,争夺中获胜的一方将成为符号意义的新的拥有者。但这种意义的僭越并不涉及符号能指的改变,因此常常造成误读。在观察王国维诗学中的“自然”时,许多学者都把它简单地看作中国古代“自然”观的延伸,甚至有学者根据它在王国维诗学中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把它看成是王国维从西方思想回归中国传统思想的表征
4、,就是这种误读的结果。这些学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与所有中国古代思想家不同,当王国维在建构自己的“自然”观时,所面对的,已经不是一种,而是两种“自然”。他所面对的,既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又有西方nature意义上的“自然”,这两种“自然”并不具有我们曾经设想的那种对等性和同质性。那么,王国维笔下的“自然”究竟是哪一种自然呢?如果是二者的结合,这种结合又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意义结构呈现出来并隐含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权力关系呢?这些就是我们下面将要考察的问题。一、原始主义王国维《人间词话》手定稿第五十则云: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
5、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1](P149)究竟什么是“自然之眼”、“自然之舌”呢?研究者们过去大抵从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为其寻求解释。佛雏猜测它源出于庄子:“或如王氏说的‘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就传统看,似本于庄子的‘以天合天’。”[2](P131)王文生则追溯到明代公安派,“至于王国维提倡‘自然之眼’、‘自然之舌’,也就与袁宏道所说‘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意思相通”[3](P246)。另一位学者张节末认为,它的涵义应当到佛典中去考索:“‘自然之眼’则是指天真的观照……须指出的是,此种涵义之‘眼’其词源出
6、于佛教。”[4](P38)以上诸家之说可谓各有所本,遗憾的是他们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这则词话中,王国维继称赞纳兰性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之后,立即指出了其中的因由,“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其实在前一年写作的《人间词乙稿序》中,他就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1](P432)王国维用“悲凉顽艳”来概括纳兰词的风格,很可能得之于清初词人陈维崧。陈维崧曾说:“《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5](P1937)因此不妨说所谓“崛起于方兴之族”才是王国维
7、的独得之见。这种见解并不是王国维一时的主张,也并不仅仅针对纳兰性德而发。据浦江清回忆,王国维晚年执教清华研究院期间“,尝为人言,野蛮民族有真正之文学。又一再称扬《元秘史》之文学价值”[6](P9)。很显然,这种“野蛮民族有真正之文学”的观念,才是王国维称赞纳兰性德拥有“自然之眼”、“自然之舌”的理论出发点。而在上面几位学者引证的中国古代文献,无论是庄子、佛典还是公安三袁的著作中,我们都难以找到类似的观念。事实上,由于一向“严夷夏之大防”的缘故,我们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就几乎看不到把作为审美范畴的“自然”与所谓“野蛮民族”联系在一起的认真的理论尝试。如果我们在中国
8、古代思想传统中找不到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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