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书写下的精神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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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常书写下的精神歌哭：孙惠芬的《上塘书》以一种与乡村人平视的角度切入乡村生活，在日常书写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乡村人的精神世界，并表现出了现代城市文明侵袭下乡村人生存中的欢歌与伤痛。　　关键词：日常书写精神世界游移与伤痛　　辽南作家孙惠芬以她对乡村日常生活的鲜活展示，对村人精神世界的人文关怀，以及对城乡交织下乡人生存状态的独特描绘，使其作品在当代众多乡土作品中具有了独特的地位。在孙惠芬浓郁的乡村日常叙事里浸透着她对人的精神伤痛与欢歌的细微关怀。她细腻的笔触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幅在现代都市文明影响下不断发生着演化的乡村风情画。　　一、日常书写下的精神世界　　“

2、日常书写”一词盛行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写实”创作，作家们不刻意追问生活的意义，只是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恋爱、工作、家庭纠纷等无悲剧亦无喜剧色彩的琐细人生在他们笔下显示出原初的魅力。但是这种刻意对凡俗生活的琐碎叙述，难免使一些作品流于世俗。孙惠芬的小说虽然也写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但却没“俗”的感觉，她将写作的触角深植于农村的日常生活之中，从对人性的深度关怀中，表现出乡人们微妙的精神世界。　　孙惠芬的小说注重日常表面下的波澜，她认为“最好的小说，是写出了素常日子中素常人生的素常心情，是写出素常心情中蕴含着的素常人性”[1]。“上塘”就是孙惠芬在

3、日常书写中鲜活起来的村庄。《上塘书》在创作形式上“借鉴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的‘寻坞调查’。所谓地理、交通这样的小标题，只不过想从调查入手，为进入找到一个恰切的方式”[2]，而内容仍是她一直关注的乡村人的日常生活，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地理、政治、交通、教育、婚姻等生活，还包括了更深层意义上的，即人的内心世界和人际关系里的丰富生活。于是在上塘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微不足道的悲欢中，真真切切的是上塘人生命的本质，展现的是一个形而上的精神世界。比如小说写“上塘的政治”，杀猪请客，请的是村长刘立功。他是乡村权力的代表，不管你平时多么恨他，但村长是一

4、定要请的。另外请的还有代表民间正义的鞠文采。在席间人们奉扬的是村长，敬酒敬肉，但暗地里却给鞠文采送酒送肉。在这种明与暗的叙写中，乡村人对权利与公平两个维度的思想权衡便赫然显现。孙惠芬通过丰富大胆的想象，构筑出了当代乡民的容貌：“既感性又理性，既重感情又讲实利，既固执又忍让，既是非分明又中庸怯懦，既俱怕权利又崇尚公平，既愚昧又智慧，既爱慕虚荣又讲究体面，既斤斤计较又慷慨大度，既健忘又记仇，所有的弱点和美德都在这些自在的人们身上尽情挥洒，他们生龙活虎地爱恨又平平淡淡地死去”[3]。一切琐碎的生活，琐碎的歌哭，表现的那样自然而然。读者通过日常世界的各个维度

5、，便能体会暗藏在其表象之下的精神世界，窥察更多的民间的隐秘，从而更真切地走近乡村生活的本质，感受乡村鲜活人生中的欢歌与伤痛。　　二、城乡间的游移与伤痛　　孙惠芬笔下的乡村是处于现代变革下的乡村，“孙惠芬小说中的大多数故事都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故事，这故事中有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艳羡、憧憬，有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渗透、改造，有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引诱、蛊惑，同时也有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矛盾、冲突”[4]。在面对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碰撞中，孙惠芬突破了以往城乡书写的愚昧/文明，或纯美/罪恶的二元对立模式，并通过文化维度的日常书写揭示了乡村传统

6、与现代都市的种种联系。乡村传统面对城市现代文化的渗透与改造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一种尖锐的对立，另一方面是追逐与趋同，但是无论怎样大都是以悲剧收场。乡村文化的固守与不肯妥协，使乡村文化难以进入“现代”，而勉强进入“现代”的乡村人却又在畸形的城市生活中迷失，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家园”，精神与现实的双重焦虑造成了乡人们难以言说的苦痛。　　上塘村的男人到城里盖楼，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累得几近虚脱，却连去街上逛逛的资格都没有；进城的上塘女人没有想过用身体去赚钱，却仍不能逃脱被玩弄的命运。上塘村的男男女女在城里的畸形人生让他们懂得城市不是他们的，属于他们的只有上塘，他

7、们夜夜都梦到上塘。就连从上塘走进城市的大学生，在梦里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上塘，可他却找不到自己的家。找家的梦做得太多时，大学生写了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题目为《深度恐慌》，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当我的身体离乡村世界越来越远，上塘在我的心里边，竟越来越近了。当我在城市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物质家园，我发现，上塘的一草一木，竟变成了我驱之不去的精神家园……”[5]。孙惠芬用她细腻的笔触写出了当代农村的现实情状，乡村人就是这样处在对现代文明的艳羡与游移之中，一边追逐奔走于充满诱惑的城市文明，一边又眷恋停滞于寄托自己精神的乡村，但是更多的乡村人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尴尬境

8、地，使精神和现实都无所依存。　　孙惠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创作风格，她站在与熟悉的乡民相平行的角度，将自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