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历次变法的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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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唐宋历次变法的思想渊源唐宋几次大的变法都发生在社会危机之时，以批判现实和革除积弊为己任，积极推动政治法律的改革，其目的无非是要恢复君仁、臣忠、民安、天下一统的社会状态。这种高扬变革的精神，力倡革新的思想，最终是对以人本主义、君主主义等为目标的儒家法制思想的复归，实质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权变而已。　　关键词唐宋变法思想渊源变与不变　　简介：胡登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唐宋时期的变法，最具影响的是唐中期王叔文、柳宗元推行的“永贞革新”，以及北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这些变法充满了“变革

2、天下之弊法”的通变思想，又未走出儒家正统思想之道义。　　一、因时而变　　变法思想不可能凭空产生，总是有现实基础，产生于社会需要。这三次大的变法都发生在封建统治出现危机之时。　　永贞革新发生在唐帝国由鼎盛开始滑向崩溃之际，即中唐时代。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引发安史之乱、建中之乱。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现象已达“无法收拾之地步：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驰坏，兼

3、并之弊，有逾汉成、哀之间。”①吏治腐败、赋税繁重，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中唐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北宋时期，“不抑兼并”、“不定田产”的政策使大官僚、大地主竞相兼并农民土地，造成“势管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②的局面，广大农民无法生存，起义连绵不断。同时，东北部的契丹（辽）和党项（夏）贵族，不断对北宋王朝进行侵扰和掠夺，统治者屈辱求和，每年送给辽、西夏大量金银和绢帛。统治阶级把这些巨额赔款都转嫁到人民身上，形成了“国帑虚竭，民间十室九空”③的状况。封建统治的腐朽，农民反抗的加

4、剧，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一批锐意革新的政治改革家深刻认识到，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必须进行变法改革，于是出现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二、应势而变　　面对深重的社会危机，变法者首先要求改革，变革不合时宜之法律、制度。柳宗元在《论时令》里提出要变革过时的政策制度，以切合实际。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总结当时社会形势时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纵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王安石认为，“视时势之可否，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敝法。”他们这些倡导变革的思想源远流长。一是深

5、厚的哲学思想。《易传》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迁流之中，整个宇宙是一个变化的大历程。《易传》更认为惟有变化宇宙可以不穷而久，《系辞下传》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老子说：“大曰逝，逝曰远”（《上篇》），宇宙是逝逝不已的无穷历程。汉初贾谊论万物之变化云：“万物变化，固亡休息。翰流而迁，或推而还。行气转续，变化而嬗，沕穆亡间，胡可胜言。……千变万化，未始有极。”（《服鸟赋》）二是先前的革新思想。商鞅说:“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民主张，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商君书·更法》）。

6、《吕氏春秋》载“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韩非子》也主张变更旧制，运用历史进化的观点和事例说明“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道理。汉代淮南王刘安也有应时而变的思想，他说：“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淮南子·汜论训》）。即认为变更旧法，制定新律是国家兴盛的动力，而“法古”、“循旧”会导致国家灭亡。　　三、变不离宗　　唐宋变法发生在整个封建社会的相对稳定时期，中国的法律思想从唐朝时也趋于定型，儒家法律思想一统天下的格局完全稳定并长

7、期延续，唐宋的变法思想也未超出这个范围。儒家思想首先将天下置于个人和国家之上。孟子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④在儒家那里，国与天下是有区别的。儒家的“天下”一词含有“人民”“民心”“道德”之意，体现了儒家心系天下的忧患意识和博大情怀，这也是其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范仲淹及其他改革者无一不是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思想，去推动改革。民本思想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儒家比较关心民瘼，认为富国必先富民、立国应先利民，反对不教

8、而驱民上战场，不教而向民施刑杀。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在论君道时强调“保民而亡”“为民父母”。对于吏民关系的认识柳宗元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指出：“夫为吏者，人役也。”认为人民是官吏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大胆地提出了“官为民役”的论断。范仲淹提出“损上益下”的观点，力倡寓富于民，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儒家王道政治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坚持天下统一，反对分裂割据。但他们往往把大一统同尊君权联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