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诗和写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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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诗和写诗之间　　卞之琳、冯至和穆旦三位诗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是集诗人、翻译家和学者的身份于一体的，他们力求翻译和创作结合，理论和实践结合，传统和现代结合。他们的诗歌翻译不仅对各自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共同推动中国新诗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以下具体分析三位诗人的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并比较他们的异同。　　首先看卞之琳的诗歌翻译目录：1930年，选译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等的象征主义诗歌，并在1930-1931年间发表于《华北日报》；1931年，译法国诗人罗塞蒂《歌》、马拉美《太息》；1932年，译诗《梵亚林小曲》，译文《魏尔伦与象征主义》；1933年，译

2、波德莱尔诗《恶之花零拾》，马拉美散文诗《秋天的哀怨》；1934年，译英国诗人哈代《倦旅》，译英国诗人艾略特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1935年，译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军旗手的爱与死》；1936年，译法国诗人苏佩维埃尔《老套》，译法国诗人瓦雷里《失去的美酒》，译爱吕亚诗《恋人》，译法国阿波利奈尔诗《联系》，出版译文集《西窗集》；1943年，译英国诗人奥登《战时在中国作》五首；1945年，译奥登诗《小说家》，译艾略特诗《西面之歌》；1954年，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七首》和《拜伦诗选》；1957年，译英国布莱克《短诗五首》；1983年，译着《英国诗选（莎士比亚至奥登，附法国诗十二首：

3、波德莱尔至苏佩维埃尔）》出版；1987年，译奥登诗四首。①　　从以上译作目录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卞之琳译诗和写诗之间较为密切的关系：第一，卞之琳在诗歌创作上经历了从浪漫主义（新月派阶段），经象征主义（现代派阶段）到现代主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发展道路，他的译作也基本上经历了这样的发展道路。他早期翻译过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咏》（1927年），1930年又觉得波德莱尔、魏尔伦和马拉美等象征派诗人“更深沉，更亲切”，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又开始译艾略特、里尔克、瓦雷里、艾吕亚和奥登等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由此可见他在对现代主义诗歌方向的把握上，在译诗和写诗之间是相互支持

4、的。第二，卞之琳的诗作明显地借鉴了他所译诗人的创作思想和手法。他在自选诗集《雕虫纪历》的自序中写道：“我前期最早阶段写北平街头灰色景物，显然指得出波德莱尔写巴黎街头穷人、老人以至盲人的启发。写《荒原》以及其前短作的托·斯·艾略特对于我前期中间阶段的写法不无关系；同样情况是在我前期第三阶段，还有叶慈（.Rilke）、瓦雷里（PaulValery）后期短诗之类；后期以至解放后新时期，对我多少有所借鉴的还有奥顿（W.H.Auden）中期的一些诗歌，阿拉贡（Aragon）抵抗运动时期的一些诗歌。”②具体的诗作像《长途》“有意仿照魏尔伦一首无题诗的整首各节的安排”，“《白螺壳》就套用了瓦

5、雷里用过的一种韵脚排列上最较复杂的诗体”③等等。因此，无论是从诗作还是译作上来看，卞之琳对中西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融合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冯至的译作目录来看：1923年9月，译海涅诗《归乡集》第九首；1924年1月，译歌德诗《箜篌引》、《迷娘》，2月，译海涅诗《抒情插曲》，4月，译歌德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十四首，选译海涅《归乡集》部分诗作，译歌德诗《魔王》；5月，译歌德诗《我的》；6月，译歌德诗《拜月词》；1925年12月，译荷尔德林诗《Hyperion的运命歌》；1926年10月，译诗《掘宝者》；12月，译莱瑙诗《芦苇之歌》；1931年，译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6、》；1932年，译里尔克诗《豹》，里尔克散文《论山水》；1936年，译里尔克诗六首；1937年，译歌德诗《玛利亚浴场哀歌》，译《尼采诗抄》五首；1938年，译着《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出版；1947年，译《歌德格言短诗》二十首；1956年，译作《海涅诗选》出版；1957年，译歌德诗《普罗米修斯》，《掘宝者》；1958年，译海涅诗选《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1973年，译海涅长诗《德国——个冬天的童话》；1982年，译《歌德诗十二首》；1991年，选译里尔克诗《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八首。④　　从这一长串译作目录中，可以总结出冯至译诗的三个特点：第一，所译诗作比较集中，基本上是歌德

7、、海涅和里尔克三位德语诗人，而且自始至终都对这三位诗人情有独钟；第二，译作阶段性较强，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为第一阶段，多译歌德和海涅；在德国留学期间为第二阶段，多译里尔克；以后为第三阶段，歌德、海涅和里尔克均有译作。第三，有选择性地吸收了所译诗人的思想和手法。对于歌德，冯至曾说：“肯定精神、蜕变论、思与行的结合，我在中年时期从歌德的作品中体验最深，获益较多”⑤。对于里尔克，诗人几乎从生命态度、诗歌精神到诗歌技巧的种种方面都进行了借鉴。他在《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这篇文章中写到，“读到他（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