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租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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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南北朝的租佃关系秦汉时期，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出现的是“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分田劫假”和“与田户中分”之类的租佃关系。隋唐时期，无论在公私土地上，租佃关系均有所发展。介于两者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怎样，是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呢，还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呢?长期以来，庄园经济论较为盛行，其后则有田墅经济论和田庄经济论。三者之间虽然有些区别，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集中经营是本时期地主阶级处置其土地的主要方式。我们认为，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本时期地主经营其土地的方式，既有集中经营的庄园或田庄，也有租佃方式，但无论在地主土地上，还是国有土地上，租佃关系均占主

2、导地位。本时期的租佃关系确实有其特征，租佃者的身份地位普遍低落，人身依附关系加强，继秦汉封建法令中的良奴之分，此时出现了良贱奴三者之分。其中的贱，就是地主的依附民和官府的依附民。受此影响，贫困农民或逃避赋役的农民以投充的形式成为租佃农民后，身份地位急剧低落，我们称之为非法依附民。他们是租佃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这里先讨论地主土地上的租佃关系，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当另文撰述。有关魏晋南北朝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论者甚多，本文只是约略涉及，不再展开，以便集中在租佃关系上进行讨论。一在魏晋南北朝的正史中，有两桩“借”田事件颇堪注意。一桩出现在汉末魏初，一桩出现在北朝后期。跨越三个多世纪，包罗了魏晋南北朝

3、的一首一尾。今先抄录再作分析。《三国志·魏书·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说：“比居者擅耕嘏地数十亩种之，人以语嘏。嘏曰：‘我自借之耳。’耕者闻之，惭谢还地。”《周书·寇俊传》说：“永安初，华州民史底与司徒杨椿讼田。长史以下，以椿势贵，皆言椿直，欲以田给椿。俊曰：‘史底穷民，杨公横夺其地，若欲损不足以给有余，见使雷同，未敢闻命。’遂以地还史底。孝庄帝后知之，嘉俊守正不挠………其附椿者，咸谴责焉。”长史以下所以皆言椿直，关键是杨椿坚持这块田地是“借”的。不过，《魏书·杨播传》的记载与此稍有出入，“借”田的不是杨椿，而是其兄杨播：“授安西将军、华州刺史，至州借民田，为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延昌二年(

4、公元513年)，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诉积年。”既然说杨侃等“披诉积年”，必有杨椿参加。因为这一家是以“不异居、异财”，“昆季相事，有如父子”闻名于世的。所以实际上是杨椿以司徒之尊代其兄杨播打官司，最终杨椿败诉，说杨椿“直”的官吏都遭到了谴责。任嘏没有向邻居收租，杨家也决不可能向穷民史底缴租，表面上这两件事看不出什么租佃关系。但任嘏说邻居没有“擅耕”，是他“借”给的，抱不平者就此无话可说。杨椿坚持其兄是“借”田，只要成立，便可为其兄翻案昭雪；阿谀奉承的官吏也就认为“直”在杨椿一边。他们目的不同，用意有异，为人开脱或为己辩解都牢牢扣住了一个“借”字，岂非说明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民间还是

5、官府，都认为“借田”是合理合法，天公地道的吗?而这正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租佃关系盛行的一种反映。因为租佃关系的产生，恰恰是从借种他人田地开始的。借种田地，向田主纳租，这就是租佃关系。它确立于秦汉，到此已有数百年历史，现实经济生活中又普遍地、大量地存在，才会在民间和官府形成合理合法的观念。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租佃关系更多地以投充的形式反映出来，但借田毕竟是其最原始、最基本的形式，投充只是其变相而已。如果说上述借田只是租佃关系的推论，那么下述史料是确实可以看到租佃关系的。《晋书·李特载记》载，秦雍流民进入益州后，朝廷及地方官吏勒令他们限期返回故乡，“特等固请，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力，及闻州郡

6、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又知特兄弟频请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将降，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遂相与诣特”。《华阳国志·大同志》有关李特起事的经过，与《晋书》大体相同，有关“佣力”却略有小异：“随谷佣赁，一室五分；复值雨潦，乞须冬熟”。有的同志诠释“随谷佣赁”为“哪里有粮食吃就到哪里当雇工”①。唐长孺先生据“求至秋收”认为：“似乎流人不是作雇农而是当佃农。”②我们认为既有雇农，也有佃农，而且是以佃农为主。就文义而言，“佣力”讲的是雇农和雇工，“佣赁”则既有雇农、雇工，也有佃农，这里应以佃农为主。因为大凡佣作，大都是按日计酬，随即领取的。如三国时的焦先“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

7、。“欲食则为人赁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辄去，人欲多与，终不肯取。”③扈累“颇行佣作以裨粮，粮尽复出，人与不取”④。又如刘宋时的郭原平，“若家或无食，————————①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631页。②《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第148页。③《三国志·魏书》卷11《管宁传》注引《高士传》。④《三国志·魏书》卷11《管宁传》注引《魏氏春秋》。则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