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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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摘要：废除封建的土地关系以后，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变迁，履践了一条“之”字形的轨迹，即从五十年代的合作化，到八十年代的包产到户；再由今天的土地承包到“新农合”（通常专指“新时期农村合作医疗”，我这里是借用，泛指当前农村各种组织形式的联合经济）。　　关键词：农村农业经济体制改革　　　　在我国，农民历来是最庞大的小生产者群体。土改以后，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发展了，收入普遍得到提高。大多数农民家庭的境况，达到了过去的中农水平，但与此同时，也显示出贫富分化的趋势，有些地方还出现了雇工剥削的现象。这种情形，

2、似乎验证了列宁的论断：“小生产是经常地、大量地、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1]，而“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恩格斯主张：“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2]按照这一思路，既要发展生产，又要消灭剥削，巩固工农联盟，唯一的选择就是实行农业合作化。毛泽东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3]　　但是，资本主义不是通过一次社会主义改造就可以“根绝”的。革命首先消灭的是资本的本质，而它的躯壳——资本形态，

3、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城市工商业依然采用资本形态，不过它的性质已由私人资本变成了公有资本。这种新的资本虽然还带有旧资本的痕迹，但其内核是共产党的主张和人民的利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引导和改造其他经济成份，改造自身内部治理结构，创新生产方式，最终达到消除一切资本形态之目的。　　但农村的情况却有不同。旧中国的农村一直以非资本主义经济为主，资本主义农业可谓凤毛麟角。合作化以后，公有资本形态的城市工商业，以从未有过的规模渗入农村。“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这种渗透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从经

4、济的意义上说，这种渗透不是推进农业的资本化，而是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形式实行人民国家资本的积累。其结果，一方面是人民国家资本实力的增强，从而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阻断了农民与市场的直接联系，形成产销分隔，城乡分隔，相对封闭的二元经济结构。　　实践表明，片面的所有制方面的合作化，其效果一般不会使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准超过中农，甚至有可能从中农线向下退缩。这是什么原因呢？　　人民国家资本积累是一个原因，但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农业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落后，二是相对封闭的经济形态。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条

5、件。就封闭的农业而言，在生产资料技术属性还停留在中世纪水平的历史阶段，其发展程度最高的无剥削形式便是中农经济。土地公有并不能改变这种状况，这是为整个农耕社会历史所证明了的。　　马克思在分析俄国村社制度时曾经指出：这种社会形态进一步发展的前途，要“取决于农业范围以外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4]。中国理论界一直认为，自三大改造以后，在“农业范围以外”的，已经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因而中国的农业跨越所谓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农业以外的”社会主义经济所采用的仍是资本形态，“所不同

6、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泽东语）[5]，形成了人民国家资本和工人集体资本这两种公有资本。合作化的实践完全证明了马克思的判断。在消灭了地主阶级剥削制度之后，农业发展的前途只有两种：一种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农业，一种是公有资本形态的农业。防止产生资本剥削的唯一正确途径，就是发展公有资本经营。　　新中国在前三十年，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基础的农业，依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善，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大为增强。但是，从生产计划到产品价格

7、均由国家规定；城乡间贸易主体长期固化为国营商业和国家控制的供销系统；农村集市贸易还停留在原始的低端水平；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一句话，农村仍处在相对封闭的半自然经济状态，没有形成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资本形态和产业体系。　　仅靠所有制方面的合作化，而不同时采用资本形态的商品生产，传统的农业就不能建立起同其它产业之间的直接经济联系，很难从犁、耙、镰、锄为主的生产力基础上发展到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退一步说，即便农业实现了狭义的生产过程的工业化，也不可能实现全部生产过程的产业化，最终狭义生产过程的工业

8、化也难免陷入困境。所有这些后果，都会导致合作化的失败，并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产业化的现代概念，就是形成资本形态的系列产品与服务供应链，它是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即由分散的商品生产向全社会X络经济发展的过程。今日中国的农业要实现产业化，并有机地融入国民经济体系，首先它的经营方式必须上升为资本形态的、或者说，企业类型的组织与运作，而无论其主体属于哪一种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