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的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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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儒学的国际影响之一：东方篇儒家学说不但攸关中国之命运，也影响到了外部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有史学家把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称为‘儒家文化圈’，它们似乎有着共同的滞进、落後，以至挨打的漫长经历；然而儒学却在日本维新改革中发生过一种与众不同的奇特功能。至于西方，十八世纪儒家思想远涉重洋，对欧洲民主启蒙以至辩法思想的形成，曾经有过正面启发或触媒作用，一度备受颂扬，但随即被贬为无用之物，弃之唯恐不及。透过种种矛盾错乱现象，求解儒学国际影响的实质，首要之举恐怕在于真伪之辨。在这里，我们将孔孟以人为本（以民为本），顺应

2、“性与天道”，旨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倡导以仁学为核心的济世学说称为真版儒学。就大本大源而言，仁学首先确认人类源自生物本能的利己私心天经地义的正当性。私心（人欲）既是人类谋求进取的原动力，但又很容易发展为自私（贪欲），驱动灵性能力，导致非灵性生物所不能为的伦理意义上的罪恶。为了善处私心，真版儒学绝不主张压抑甚至否定私心；孔孟之道提倡的是私心升华，弘扬利他的爱心（公心），制约与导引私心，实现“两心调谐”化，形成一种两心联合操控万物之灵特秉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优化机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3、人”，通过利他达到无上高明无比优越的利己效果，人类社会遂可“致中和”，“与天地参”，经由“小康”臻“大同”焉。孔子以後三百余年，西汉武帝(公元前156－87年)在董仲舒协同策划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上看来，儒学被确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和精神支柱，实则借孔子令名，偷梁换柱，精心篡改，重新塑造儒学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超级愚民工具，一种非常有利于专制君主体制超稳定永世其昌的“政教合一”、“崇公抑私”、“大公无私”型社会控制论。儒学伪化至宋明理学而登峰造极。特别是朱熹（1130－1200）的“朱子之学”，以舍

4、我其谁的後儒道统自居，变本加厉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强化控制中华精神生活以来，此儒非那儒，极度压抑人类灵性创造能力，阻碍社会发展进步，与真版儒学本义完全背道而驰了。（请参见拙文：《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htm/sxgc/ddsc/2004-02-03-15966.htm）据载公元前三世纪箕氏朝鲜时代，就有汉人将儒学带进了这个国家。中国几种不同形态的“儒家学说”，如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都依次登临朝鲜的思想和政治舞台。公元93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立文宣王庙，扩充以儒学为主的国

5、学教育，实行开科取士，还兴起了大儒开办私学的风气。如果说早期朝鲜的儒学真伪混杂，那麽到了1392年後的李氏朝鲜，或称儒学鼎盛之时，就完全是朱子之学的天下了。李朝政府以此为精神支柱，用伪儒的“三纲五常”作治国手段，国运可想而知。十九世纪末年，朝鲜为强邻日本吞并。公元一世纪，儒学传到了越南，在越南黎朝期间（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朝廷正式兴办“儒学”学校，建立孔庙和实行以“儒学”为主的科举制度，内涵、影响和後果与朝鲜伯仲也。日本的情形比较特殊，其间出现了一些异乎寻常的契机和发展。日本接触儒学，大约以公元285年

6、百济博士王仁渡海到日本，献《论语》和《千字文》为始，以後也是真伪并进。五世纪时，日本从原始的氏族色彩政体转变为中央集权的“法式备定”律令国家，其律令多为学习隋唐文化的结果，不少内容依据儒家经典而来，但与中国伪儒一样，特别强调有利於巩固专制统治的“以王为主”的忠君观念，以及“百行之本”的“孝理”。768年，敕称仲尼为文宣王，“尊孔”日甚。进入镰仓时代，古代天皇制度解体，政权落入武人幕府手中。在明治维新前德川幕府统治的两百多年中，幕府将军越来越体认名为儒家思想，实则朱子之学的伪儒愚民术，有利维护封建秩序和伦理

7、道德，可以大用。到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奉“朱子学”为唯一正统圣教，并严禁“异学”,宪政二年（公元1790年）和宪政七年（公元1795年）为此两度发布学禁令。日本学者鸠巢称“天地之道即尧舜之道，尧舜之道即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即程朱之道。”把朱熹伪儒都看成天经地义了。是时形成的日本武士道德即“武士道”者，突出忠、义、勇、礼，多来自儒家典籍，但把真儒的核心──“仁”撩到了一边，当然也是“非儒之儒”一流。朱子之学不会给日本带来进步发达，但是中国明代的阳明学（王学）传到日本，在那里发生了一种与中国本土大相迳庭，耐人寻味

8、的另类影响。在中国，程朱理学作为官学和庙堂之学，神圣不可侵犯，越来越变得僵化，与民众生活脱节。明宪宗成化八年，出了一个王守仁（号阳明，1492－1528)，可谓继两程、朱熹和陆九渊之後，另一位最为杰出的伪儒思想家。王阳明思想继承与发展了南宋陆九渊简易之教要旨，以“心即是理”（天理不外人心）、“知行合一”，及“致良知”（良知──天理在人心的发露）为主要内容，把庙堂化的伪儒哲学转为入世普及的人生哲学。阳明教人，不假经书文字，直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