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佘祥林事件看公民对媒体的接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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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佘祥林事件”看公民对媒体的“接近权”李衍玲（青岛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邮编：266071）[摘要]公民对媒体的“接近权”是应当特别关注和保护的一项权利。“佘祥林事件”表明，公民的这一权利还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应从民主政治改革、改进和完善信访制度和举报制度、建立媒体强制披露制度等方面入手，保障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和公民对媒体的“接近权”，推进社会民主化发展的进程。[关键词]接近权;佘祥林事件1994年4月，湖北省京山县农民佘祥林被当地人民法院以故意杀妻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5年3月28日，其妻

2、张在玉突然出现，至此，佘祥林的冤案昭然于世。这里不禁有人要问：造成这起冤案的原因是什么呢？据有关媒体的报道，造成这起冤案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司法人员滥用司法程序，甚至采取刑讯逼供手段获取证据所导致的直接结果。然而，造成司法人员违法行为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主要还是一个监督缺失的问题。自佘祥林入狱11年来，其母、其兄没少为其申诉辩白，几乎所有的单位都已跑尽，但所有这些都归于徒劳，尤其是媒体在此期间也“哑言失火”，使佘家的伸冤之路走到了尽头。在“佘祥林案”中，有关媒体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值得我们忧虑，同时也向我

3、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我们的许多媒体在强权面前还相当脆弱，作为社会监督最后一道防线的媒体的“不作为”现象应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保护公民个人重大利益，维护公民对公共传媒的“接近权”，应成为媒体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法定责任。一、公民对媒体的“接近权”“接近权”的概念是随着报业和新闻自由的逐渐发展而产生的。新闻媒体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开始为社会资本和强权阶层所垄断，一般公民难有在公共媒体上的表达机会，这样的现象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1947年，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在其报告《自由而又负责任的报刊》中指出，必须恢复一般

4、公众作为发言者的地位，为此必须保障一般公民对于媒体的接近权。1973年，美国学者J.巴伦出版了《接近权：为谁的言论自由》一书，明确提出“接近权”的概念。书中指出：“本书的基本主张是：宪法修正第一条必须重新回归其真正的所有者——读者、视听者，新闻自由的目的必须高于保障媒体所有者财产权”。的确，真正的新闻自由一定是广大群众参与的新闻自由，保护一般公民对于媒体的“接近权”，就是这种广泛参与的基础与前提。公民对媒体的“接近权”的价值主要有四个方面：1、保障该权利是实现公民言论自由的主要手段。大众媒体以其广泛、强大

5、的传播力和高公信度对社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公民在此发表的言论难以被扭曲、被压抑，接近媒体是实现公民“公共话语权”第4页共4页的主要途径；2、保障该权利有利于制止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擅权。以权力制约权力许多时候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权力也有联盟和交易的时候，此时最好的监督无疑是公众舆论对权力的监督；3、保障该权利有利于保证民主参政。现代社会一般公民除了少量的“用脚投票”外，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几等于无，对于许多人来讲，接近媒体可能是他（她）直接参政的唯一机会；4、社会“排汽阀”作用。根据政治公开的原则，自由表达

6、与讨论，并不会导致群体和社会分裂，反而会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如果压抑或阻止人们言论的自由表达，天长日久就会成为社会管理和社会发展的“隐患”。保障公民对媒体的“接近权”具有如此的价值，各国政府对此应该是非常重视，但实际情况是，由于“接近权”涉及到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尤其是政治利益，各国在认识及实践上却不尽相同。应该说，许多国家在保障“接近权”方面，首先保障的是“选举接近权”和“代表接近权”，其目的是保障宏观上的政治利益与自由，像“工会接近权”和“个人接近权”则处于受冷落、受压抑的地位。然而，“工会接

7、近权”的保护价值有时并不亚于“选举接近权”的保护价值，“个人接近权”的保护价值有时也不逊色于“代表接近权”的保护价值，这正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佘祥林案”中，媒体对“个人接近权”和“个人表达权”的漠视，使佘家付出了沉重代价，这样的教训应当记取。一般而言，代表表现权应优先于个人表现权，但若个人表现权体现其重大的利益，媒体就应当为其提供接近的机会和空间，可以与代表表现权相抗衡，这是社会发展稳定与和谐的基础。当然，公民对媒体的“接近权”的保护，因媒体资源有限、传播利益平衡等原因，它是有条件的，这也成为

8、媒体拒绝“接近”或“不作为”的一个理由。但从目前情况看，政治接近权、代表接近权以及媒体接近权都优先于公民个人对媒体的接近权，公民接近权的机会空间异常狭小，这种极不平衡的现象应当改变。现在，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保护关乎公民重要利益方面的诉求，以强有力的法律手段如强制披露制度、媒体联合监督制度等来切实保护公民对媒体的“接近权”。二、“新闻审判泛化”——影响本案公民对媒体“接近权”的重要原因在“佘祥林事件”发生之初，媒体的“不作为”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