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街乡农民求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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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街乡农民求生记近几年来，我一直跟踪研究一个涉及多项“三农”政策的案例：云南省会泽县新街回族乡农民求生记。这一案例至少揭示了以下需要研究的观点与政策：一是在计划经济年代“牺牲小家为大家”的理论指导下，政府将国家水电站重点工程蓄水库的淹没区——云南省会泽县新街回族乡被淹没农户搬迁至高寒山上，基本上没有发给补助费，使搬迁农户陷入了更加贫困境地；二是在不能维持生存的情况下，新街乡那些被迫搬迁到高寒山上的农户有的下山做点小买卖糊口，但都被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给予无情打击；三是改革开放后，新街乡有的农民自发进城打工，在承包城市人不愿干的脏活、苦活、累活的同时，

2、省吃简用获得了为数不多的原始积累；四是在能人的组织下，新街乡农民在昆明市郊区租地养殖奶牛。创业期间，他们虽然没有从当地政府获得帮助，但由于城市牛奶市场很大，他们的奶牛合作社很快站住了脚，不但一举脱贫，而且在城市郊区率先富裕起来。而当地国营牛奶场由于体制僵化，在新街农民面前眼睁睁地败下阵来；五是新街乡农民搬迁到城镇郊区进行产业化开发，创造了农民进城、易地搬迁扶贫开发、农业产业化开发的重要经验与模式；六是新街乡农民的金融需求基本上得不到满足；七是在城市郊区生活了8年之久的新街乡农民，虽然有住房、有固定工作，每天为昆明市场供应10吨以上鲜奶，但至今不能在当地落户

3、，享受不到城市的各项待遇，例如他们扩大再生产贷不着款、租用土地上盖房屋办不着建筑证、建成的房屋办不着房产证、子女上学要出高价，等等。八是对搬迁到城市的农民如何管理与治理，目前尚未破题。一、将淹没库区农户搬迁到高寒山区导致其陷入贫困境地会泽县新街乡内的毛家村水库和花渔洞水库，1956年7月动工修建，是昆明市过去主要供电站以礼河电站（装机31.15万千瓦）的调节水库，水库总容量5.26亿立方米，将乡内纸厂、发落、新街、垴包、联合、花渔、闸塘、马店和以濯等村的土地淹没5万多亩。修建时，在“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为国家作贡献”、“淹小家为大家”等口号下，将被淹

4、没的上千户农户、5千多村民搬迁到至的高寒山区，从而造成了搬迁农户陷入了贫困的境地。一是高寒山区不适宜农业生产。搬迁户被迫搬迁到的高寒山区，气候冷凉，不适宜水稻、玉米等当地农户千百年耕作的农作物生长，许多地方只能种植土豆和苦荞，而且产量很低。搬迁农户辛劳一年，却填不饱肚子。二是长期极左思潮不允许搬迁农户从事非农产业。新街乡与全国一样，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家村水库修建起，在所谓的“以粮为纲”、经商作生意是“走资本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历史上善于经商的回族农民只能呆在高寒山上种地，不允许从事非农产业。三是管制严厉的户口制度把搬迁户挡在城镇之外。新中国成立以来

5、，我国实行严厉的城乡分割的户口管制制度，即城镇人及其子孙永远是城镇人，享受着国家给予的食品、住房、医疗、教育、交通、电力、文化、体育等优惠；农村人及其子孙永远是农村人，只能务农种地，除非参军、上大学等才能脱离农村进入城镇。新街乡农民也不例外。直至今天，新街乡已有上万名农民在昆明市打工、特别是1000多人在昆明市郊区组建奶牛合作社，有固定住所，有从业投资并且为昆明市牛奶产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搬迁农户，至今不能在当地落入户口，子女入学、医疗保健等仍不能享受与当地人同等的待遇。四是补偿标准太低，远远不足于弥补被淹没家园的损失。毛家村水库和花渔洞水库修建后，对新街乡

6、被淹没家园农户的补偿仅是帮助几个村社修建了防浸沟，让被搬迁农户互相帮助拆除和重建房子，而对搬迁农户却没有给予现金、搬迁建房、新垦殖耕地等方面的补助。应该承认，这种为了国家重点建设而侵害农民群众利益的作法，在我国还是持续了好多年。据有的专家估算，仅水库移民，就造成1000多万搬迁农户陷入贫困。由此，人们不难看到，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是很不公平的，但是大家很少表示不满意，就象新街乡农民那样。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们相信政府今后会实践承诺，帮助自己富裕起来的。二是严格控制的政治、舆论环境，人们不敢表示不满意；如若有人表示不满意，轻则遭批斗，重

7、则可能被逮捕。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党坚决地改革了计划经济及其相应的专制体制，对水库移民的安置逐渐形成一套合理的补偿机制，包括资金补偿、安置地选择等，做到让搬迁农户思想上满意、生产条件上比原驻地好、生活上比原来有改善。问题在于，补偿费多少才算合理。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方案，法律法规也急于规范。例如1986年《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补偿费”是以征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6倍；1998年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提高到了6～10倍；《2004年的《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中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加在一起不应超过土地平均产出的30倍，对其中的“土地补偿费”并没有实质性

8、的提高。实际上，大家都忽视了农民作为土地所有权者的主权，更忽视了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