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西柏坡-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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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遥望西柏坡

2、第1　西柏坡是中共的圣地之一，就是河北平山这么一个小地方，完成了中共由在野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曾经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城时满怀兴奋地说过“进城赶考”。当时，他老人家不可能想到，以后几十年的答卷，竟然如此难以评价。事实上，西柏坡的七届二中全会，作为中共建国的预备会议，如果仔细考究起来，会发现某些后来“赶考”失误的苗头。西柏坡会议确定了建国后的大政方针，因此，建国后的某些失误，从西柏坡找一找根源是有必要的。首先，是“斗争哲学”的确立。建国后的最大失误之一，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官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起始点，定在1957年反右。

3、我则以为，西柏坡会议实际上已经确定了这一基调。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十分明确、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即使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甚至用毛泽东自己的分析方法来看，这一关于建国后国内基本矛盾（后来改为主要矛盾）的论述，也存在极大的问题。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但始终不是革命的主力，就阶级力量来说，中国工人阶级不强大。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到建国前夕，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或即将消灭），民族资

4、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软弱。那么，既没有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又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个肯定存在的矛盾，能否作为基本矛盾？把这个矛盾作为国内的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阶级力量何在？显然，毛泽东在这里对基本矛盾的认定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已经失去了早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那种耐心，而是采用了一种他自己曾经反对过的“本本”态度。即建国后要搞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既然阶级力量不足以成为基本矛盾，那么，人为地确定了这么个矛盾，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才是怪事！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对建国后确定的基调是“斗争”。最有名的语言，就是

5、那一段“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这又为建国后的“斗争哲学”奠定了基础。对于具体的建国进程，毛泽东当时有着明确的时间表：“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当时联合政府的提法是以同南京谈判成功为假设前提的——笔者注），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取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虽

6、然与南京的谈判最后没有成功，但是，新建立的政权依然有“联合政府”的影子，有“自己人”和“民主人士”的区分。显然，把建国以后可能遇到的麻烦看作是“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的独自兴妖作怪”思路，正是以后残酷“对敌斗争”特别是残酷的“党内斗争”的逻辑起点。更大的问题在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见《毛泽东文集》）中高度肯定了延安整风的方式。现在，人们已经熟悉了1957年反右时的“阳谋”的说法，许多人以为，“阳谋”是反右的发明，实际不然。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言之凿凿，称当年的延安整风为“阳谋”。他说：“党内曾经有些人想按照他们的口味来改造党，但没

7、有达到目的；可是，要是他们达到了目的，那就坏了。这个问题的性质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指对王明取而代之——笔者注）。”显然，建国后的许多错失，都能从七届二中全会找到相应的依据。57年的反右，就是出于对“右派”企图“取而代之”的判断，尽管时间变了，场景变了，对象变了，但思路如出一辙。而且不仅是反右，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几乎都没有脱离这个模式。第二，把经济建设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诚然，毛泽东论证了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

8、市的转移，甚至大段论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许多专家对此大加颂扬，然而，却有意无意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即：经济建设不是目的，而是维持政权的手段。城市工作也好，生产工作也好，都是为了巩固政权和保持政权。这一点，只要具有正常的思维而不讳避，就可以看出在报告中有十分清楚的反映。那么，在逻辑上，只要政权无恙，经济建设是无关紧要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

9、败。”按照这种思路，如果有不搞生产、不改善人民生活而依然能站住脚的方式，则生产就是不必要的。这就导致了建国后在经济建设上遭到挫折后，干脆采用政治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