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辨与辞赋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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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言意之辨与辞赋创作【内容提要】魏晋玄学思潮激荡下的言意之辨，对当时与后世的辞赋创作以及创作意识，产生了若干影响。辞赋创作活动中的思想史资源，不仅表现在对言意之辨的重要论题作文学化的阐述，而且还反映在赋家经由文体实践而激发出的对言意关系的灵思妙悟。庾敳自道其《意赋》“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名言，在思想史与文学史交涉的意义上就颇具深趣。辞赋创作活动中对言意关系的反省历程，也多少决定了魏晋以来辞赋观朝着“夸而有节”、“旷而不溢”的方向发展。【关键词】言意之辨辞赋一由谢观《得意忘言赋》说起中国古代涉及言意之辨的重要命题，无过于“言不尽意”（或“言尽意”）、“得意忘言”了。由于这类思辨关涉天道或本体以及由

2、此而来的人生观的把握，故不难理解唐代谢观的《得意忘言赋》在《历代赋汇》中被归入“性道”类题材①。谢观此作乃律赋，题下注明是“以‘去象弃词根乎幽朕’为韵”。赋一开头即曰:“《易》意难见，言以存之。得意之后，而言可遗。本凭诠以指昧，既达诚而去词。”这里秉承的是魏晋玄学宗师王弼的“得意忘言”之旨。诚然，《庄子》中早已提出:“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外物》）②王弼解《易》时援引《庄子》筌蹄之旨，其《周易略例·明象章》对意、象、言三者关系作了更具统摄意味的论述，即一方面“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而另一方面“言者所

3、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③。相比而言，《庄子》对“忘言”的偏尚，易于导致对语言手段的消解和否定。所以，王弼的“得意忘言”之旨对言意关系更具辩证性④，是一种深于本末体用之辨的“新解”，并成为魏晋玄学思维的根基⑤。谢观此赋用文学化的语言，展现了魏晋玄学的思想成果。首先，他将“得意忘言”问题置于解《易》过程中提出，符合王弼的思想步骤，也最能说明王弼廓清汉《易》象数之学的功绩。王弼不满于汉儒“存象忘意”以至“伪说滋漫”的解《易》方法，因为这样的“存象”其实不是对“言”“象”功能的积极把握。在王弼标示的“得意忘言”的方法中，“言”“象”的功能反而获得了高度实现。本来，《易》道蕴含

4、“尚其辞”之义⑥，王弼通过玄学思辨，更体察到“意以象尽，象以言着”的最大可能性，所以，他的“忘言”不是对“象器之用”的拒斥。谢观描述了创设《易》道的“先王”形象:昔者先王玄通默想，以深指难可拟议，嗟后世无不瞻仰。是以错综六爻，森罗万象，立文以寓其吉凶，赜隐以知其来往，凭有状之状而定其范围，因可名之名以征其影响。悟影响则可名之名息，达范围则有状之状无。大致看来，爻象与文事的存在⑦，是以肯定其指意功能为基本条件的;虽然立象立言的主体在这里是一位“王者”⑧，其实所承认的是人类传言达意的相知可能。还值得注意的是，谢赋所谓“范围”的概念，来源于《周易》的“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⑨。王弼在

5、《周易略例·明爻通变》中也加以引用，意在赞美易道、爻变之神通广大，能包尽天地万物而无过差⑩。不过，谢观在引述时更着意融汇了玄学的体用本末思想，即一方面称“凭有状之状而定其范围”，“有状之状”即具媒介功用的语言或概念，借此可以形成对形器世界的认知;另一方面称“达范围则有状之状无”，当不为形器所限的宇宙本体呈现时，也就意味着善于放弃对表达媒介的执着。这类似于王弼既称“尽象莫若言，尽意莫若象”，又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范围”似乎应是有形有名的，但因其无所不包，那么最足以“达范围”的，反而是无形无名之境。这里也体现了玄学贵无的思想，王弼在《老子指略》中就指出:“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

6、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有形之极，未足以府万物。”“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11谢观对“范围”的双重把握，是赋中最为灵活得体的玄学阐述。耐人寻味的是，在人类实际的文学活动中，如果“范围”代表“意”，“有状之状”代表“言”，两者如何获得最充分的支撑?毕竟文学是不能离象去言的，那么“意”如何理想地存在?二“有意无意之间”在魏晋时代，作为辞赋创作受玄学清谈影响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玄学清谈中有特征的事物成为作品题材来源，如成公绥《啸赋》、庾敳《意赋》、谢尚《谈赋》（残句）等，借以表达玄思境界12。作为当时言意之辨与辞赋创作最相关涉的一则逸事，不可忽略见

7、于《世说新语·文学》的如下记载: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13庾敳对庾亮之问的答词，可称妙语。明代李维桢推许如下三种文学风范:“不共他人生活，可云何逊;排沙简金，往往见宝，可云陆机;在有意无意之间，可云庾敳。其可以立于后而不朽矣。”14尽管庾敳的文学成就远远敌不过陆机与何逊，但其“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妙解，却也能被后人视为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