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任伯年艺术对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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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任伯年艺术对我们的启示在中国刚刚步入近代的历史的条件下，在适应人们审美观念和艺术趣味的过程中，任伯年不断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最终成为近代画坛上的巨匠，以他空前的成就表明，他不是偶然地被人们无端的推上时代明星的地位。“面对于当时审美认识的变化，他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对于民族民间的传统有着适于中国人民需要的择取与消化。他尤能充分发挥个人的长处并在吸取别人之长中发展完成自己的艺术风格。”(薛永年《海派巨擘任伯年的生平与艺术》)这些对我们是颇有启示的。　　“学古而变，取洋而化。”(龚产兴《任伯年研究》)在任伯年从事艺术活动的那个时期，被看作正宗的文人画传统在很多方面都成为历史的惰性风胜画坛

2、，很大程度的束缚着人们的创造。当然，文人画传统也有其不容置辩的精华存在，然而，近乎千篇一律的，都是以表现封建文人阶层一致的审美理想为归宿的追求，只知监摹古人而对观察自然生活与造型能力的忽视，对民间艺术从内容到形的轻视，以及随着封建社会的缺乏识见的画家对被奉为“山水正宗”的类东派与被尊为花鸟“写生派”的毗陵派的皮毛袭取。至于人物画更是极少有人问津。这种美术创作的状况，对于封建社会的文人和士大夫的欣赏者，固然还能满足他们的欣赏需要，但对于随着社会变化，特别是受到外国资本侵入尤重的上海，所出现的商人和市民，则无法满意。七二年代开始，一部分富商、官僚地主和旧式矿业主正要求和开始向近代资本家转

3、化，中国新式工业的兴起，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求不适应于它的封建上层建筑加以改革，他们的经济利益，生活方式与审美观念纵然还未完全摆脱封建影响，却已有了许多还同。仅仅以艺术超味而言，一方面表现为在封建正统艺术与民间艺术二间之间，虽然并不是一律排斥前者，但是他们宁愿欣赏后者，对于把民间艺术传统与文人画正统派相结合的艺术尤易接受，从而提出改革国画的要求。　　从事政治改良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就此提出：“今工商百器皆藉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方。士夫作画……只写山川成闲写花草，绵简率荒略，而以气韵自矜，以为别派则可。若专精物体，非匠人专谐为之，心不可精。中国既摈工匠，此中国近世

4、画之所以衰败也。”(薛永年《海派巨擘任伯年的生平与艺术》)另外，就是面对着西方绘画的传入，商人市民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开放的态度，而不是一律拒之门外。　　当时西方并没多大的范围，从广义上来看，仍然属于古典的写实艺术。这种西画只是在物体形状上的认识与把握世界的方式与审美习惯上不同于中国民间绘画，但中国民间绘画在认真观察物体这点上接近于西画，从而引起人们的兴趣。因此，不受当时流行的占统治地位的画风的局限，认真发扬中国绘画的优良传统，师古而变，借鉴西画的造型能力与色彩，学洋而化，已成为历史提出的任务。　　任伯年就是顺应这个时代而出现的艺术家。当然，他不可能一开始就独具慧眼，进行符合时代需要的

5、最佳选择，但是他的出身，家学首先使他接受了民间艺术的某些传统，如：重视观察物体，长于使用带有装饰性的夸张和变形的手法，不忽视形象记忆能力等等，打下了扎实基础。传说，任伯年幼时，他的父亲因事外出，恰好有客人来访，旋即离去，任伯年立即挥笔画像，因为画得很想象，他的父亲一看就知是谁。(龚产兴《任伯年研究》)　　由于民间艺术的自幼熏陶，任伯年自然不会单调平板而缺乏生气的正统艺术感兴趣，在有机会从学于擅长人物花鸟画的任薰之后，也就很正常的学习了有传统又有民间装饰意趣的艺术，从中初步找到了适合于民间欣赏趣味。同时他又结合自己艺术气质，初步在没骨花卉上继承和发展任薰的风格。　　1868年任伯年来到

6、上海后，任伯年广泛接触了有传统传述的画家，还有条件更多地看到许多历史流传的佳作，对传统的内涵及其精华有了远非昔比的领会，经过对传统的广泛吸收，使他把清初以来，具有艺术个性不停留于高人雅致又有独创的两派艺术作为自己研究学习的主要范例。一派是石涛、八大直至扬州八怪的大写意画。特别是华品的小写意使任伯年更为倾心。华品那种雅俗共赏的创造道路，那种灵巧抒情富于生活情趣的艺术风格，那种学习陈老莲人物画又包涵传统于我法之中的创造性，那种用笔、布局、设色，以他的艺术个性更接受于任伯年，所有这些对任伯年艺术的发展与突破给予了很大的启示。　　这两派艺术对任伯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用笔讲

7、求一个“写”字。任伯年在题自己所作的一幅人物画上写道：“新罗山人(华品)用笔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一时难与争锋。今人才一拈笔，辄仿新罗，益可笑焉!”(杨逸《涨上墨林》)，任伯年“后得八大山人画册更悟用笔之法。虽极细之画，必悬腕中锋。”其实是不妥的，他的人物画衣纹描写近于悬腕中锋，但也并不是那么单调，面部也用了山不皴擦法，花鸟画中更极尽变化。　　任伯年所提倡的“写”字，从论华品用笔及任伯年作品分析，一是重视用线为主的笔法造型，不同于西方多数绘画用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