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农民以宪法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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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加入了WTO后，我国将给予国外企业和人员以平等的国民待遇，可拥有9亿之众的国内农民，能否摆脱旧体制的普遍歧视，享受到公平的国民待遇?这是我们不能不关注的。我担心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人们一方面希望农民学会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游泳”，另一方面又将农民手脚牢牢“捆绑”起来丢在“穷乡僻野”，这将是一种十分滑稽的现代游戏。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大国，没有农民的解放和自由，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不可能有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的毎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二元体制的枷锁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大都是

2、农民之子，他们对农民的苦难有着最为切身的体验，他们为农民的解放奋斗不息。到过韶山参观的每一个人，都会深切地体会到共和国领袖的农民生涯，进京后的毛泽东始终念念不忘贫苦农民，在三年困难时期，当他听到农民正在遭受的饥饿和灾难时，忍不住流下热泪，并坚持不吃肉。这是一种深情的农民情结。但不必讳言，歧视农民的二元制度至今仍在延续，形成了举世独有的二元社会结构。其根本缘由在于我国在苏联模式的严重影响下，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包含户籍制度等14项具体制度在内的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把我国切割成市民与农民相区别、城市与农村互隔离的

3、畸形社会，农村也就成为城市人“犯错误”、“受处分”的下放和改造的“充军”之地。歧视农民的二元制度，已经深入到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法律等各个领域。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国家实行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挖农补工”，人为制造“剪刀差”，使农民艰苦创造的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和市民的腰包。据统计，从“一五”计划到国家工业化第一阶段结束(1953〜1989)，国家通过“剪刀差”共从农民手中拿走工业化资金7000多亿元，占农民新创造价值的1/5。进入90年代，这种“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趋势，每年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

4、。在户籍身份上，实行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制度。1958年1月的《户口登记条例》取消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权，从此，农民不能进入城市生活。时至今日，不少大中城市仍然对农民紧闭“城门”，农民只能在小城镇“安营扎寨”；与二元户籍制度相联系，农民不能到城镇就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招工招干的首要条件是你必须具备“城镇户口”，改革开放后的农民也只能流向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打工”；国家的社会保障也只覆盖城镇市民，而广大农民却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农民只能把自己的生老病死全部寄托在贫瘠的土地上;国家对城镇的义务教育也全

5、包了下来，而农村的义务教育则由农民自己掏腰包解决，等等。压力型体制”如果仅仅是歧视农民的二元制度，对农民来说，倒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已磨炼出举世罕见的吃苦耐劳精神和逆来顺受的作风。对广大农民来说，自己比市民低一等倒也罢了，只要地方官吏不要再来敲诈勒索，能够过上一种清贫、宁静和安全的生活，也就谢天谢地了。但是，在一些地方，农民这种最低限度的生存愿望也没有切实保障，某些农村正不断地演绎着“苛政猛于虎”的悲剧。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农村改革的严重滞后，激发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农民收入越来越少，负担越来越重，一

6、些基层干部对农民的无情盘剥和粗暴干预越来越厉害，“官逼民死”和“农民逃亡”现象怵目惊心，连朱•基总理都义愤填膺地指出已经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农民的不幸命运还缘于中国农村县乡政治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压力型体制”，这种体制通过将政府确定的经济发展的硬指标逐级分解下达，从县、乡镇再到村，村再分解到每一个农民头上，各级又层层加码，最后摊到农民头上已经是令人咋舌的“天文数字”。在这种“数字型政绩至上”的行政理念驱使下，各级官员为了炫耀“政绩”和表现“才华”，就竭力提前、超额完成“数字任务”。这种“压力型”体制使政府行政的最大目的已

7、经不是为民众谋福利，也不是提供公共物品，而是不择手段地完成层层加码的“数字任务”。在没有任何外部制约的情况下，疯狂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权力，必然横冲直撞，置民于无法招架的境地，使农民不断付出眼泪、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来“配合”完成乡村干部的“数字任务”。而县级政府为了支持乡镇“数字任务”的完成，也就有意无意地容忍包庇胡作非为的乡村干部，于是“官官相护”就在“县乡村三级利益共同体”的契约下形成了，受到严重侵害的农民的冤屈，经常无法在县、乡两级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这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上访之路就只能延伸到市、省和中央机关以

8、及那些良知未泯的新闻单位，他们就被农民视为“包青天”。一些惯于对农民兴威作福的基层干部，最怕农民觉醒，也最怕民主。某些乡镇还与地方流氓恶势力相勾结，共同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农民，有的乡镇还直接把税费任务承包给当地流氓头子，达到“以恶制民”的目的。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基层干部和执法干警在驱民虐民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