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的文化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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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贺麟的文化史观　内容提要：贺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他建构了较为成型而且成熟的文化哲学体系。本文结合贺麟的著作（侧重于1949年以前），从“人与文化”、“历史与文化（古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西）”、“赫然名家的‘新心学'”四个层面梳理其文化史观。　　关键词：贺麟；文化史观；新儒家；新心学　　　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省金堂县人。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贺麟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镇，被尊为现

2、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近代唯心论简释》、《当代中国哲学》（后易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文化与人生》是贺麟“新心学”思想体系的代表作。贺麟学贯中西，在中西哲学方面均有极高的造诣，《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黑格尔哲学讲演集》是贺麟治西方哲学的重要成果。　　作为中国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贺麟建构了较为成型而且成熟的文化哲学体系。本文将结合上述论着，梳理贺麟的文化史观。人与文化　　人类学认为，文化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标志；因此，所谓“文化”，实即“人的文化”（贺麟称之为“人文化”[1]）。贺麟所理解的“文化”，亦着眼于“人”（宽泛的人类而非狭

3、隘的国家）这一视角，认为“文化乃人类的公产，为人人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不能以狭义的国家作本位”[2]；而贺麟所理解的“文化”，尤侧重于人类精神一端，认为文化“应该以道，以精神，或理性作本位”[3]，“所谓文化，乃是人文化，即是人类精神的活动所影响、所支配、所产生的。又可说文化即是理性化，就是以理性来处理任何事，从理性中产生的，即谓文化。文化包括三大概念：第一是‘真'，第二是‘美'，第三是‘善'”[4]。换句话说，贺麟所持文化观是以精神为本位的“唯心论”文化观[5]，是建立在“精神科学”基础之上的“唯心论”文化观[6]。　　在《文化的体

4、与用》[7]一文中，贺麟根据柏拉图式的绝对体用观和亚里士多德式的相对体用观建构起文化体用的层级结构，并把精神确定为文化的本体和主体。贺麟指出，文化的体用分四个层次，分别是道（价值观念）、精神（价值体验/精神生活）、文化（价值物）、自然（与价值对立的一个观念）。其中，“道”是纯体，“自然”是纯用，而“精神”和“文化”兼有体用。贺麟认为，虽然从绝对体用观的角度看，“道”是文化之体，文化是“道”之用、“道的显现”，但严格说来，文化只能说是“精神的显现”、“精神的产物”，“精神”才是文化“真正的体”，“精神”在文化哲学中居于“主要、主动、主宰”的地

5、位，“文化是道凭藉人类的精神活动而显现出来的价值物”。精神具有主客观统一、体用合一、兼为主体和文化本体的特殊性质，同时又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所以它对于文化来讲具有特殊的意义。　　具体点说，上论又可分为四个层面，“就个人言，个人一切的言行和学术文化的创造，就是个人精神的显现”，“就时代言，一个时代的文化就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显现”，“就民族言，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那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显现”，“整个世界的文化就是绝对精神逐渐实现或显现其自身的历程”。　　贺麟此论，使我联想到《孔丛子》上的一句话，“心之精神是谓圣”（《记问》），章太炎说此语“微特于

6、儒言为超迈”[8]。贺麟后来情有独钟地皈依中西方唯心论（黑格尔哲学、陆王心学），绝非空穴来风，其于文化哲学已显露端倪。历史与文化（古今）　　“古今”问题，一如“天人”、“心物”，曾经是中国哲学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哲人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大问题。今人思想体系的建立与阐发，离不开对古人思想的继承与弘扬；而研究古人及其思想，无疑就是一条重要的渠道，并且行之有效。对此，贺麟有着高度自觉的认识。他曾经这样说：“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

7、固。”[9]他后来又再次申述此旨，“谈学应打破中西新旧的界限，而以真理所在实事求是为归”，对各种学说要以“求真、求是的眼光去批判”[10]。这既是贺麟对学界同仁的殷切期望，也是他辛勤治学的一贯宗旨，更是他数十年追求真理的最真实的最良好的体现。　　贺麟既反对奴颜婢膝的民族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如“全盘西化”论），又反对因循守旧的民族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也反对夜郎自大式的民族主义（如“中国本位文化”论）。贺麟主张在彻底把握中西文化精华与糟粕、长处与短处的基础上，贯通古今文化、融会中西文化，继承和发扬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

8、和思想成果，从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以争取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以满足时代的需要，以迎接未来的挑战。　　贺麟假其精通西学之长，进而研治国学，不但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且成为卓尔不群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