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儿童本位”观和“文化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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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的“儿童本位”观和“文化原罪”感鲁迅的“儿童本位”观和“文化原罪”感鲁迅的“儿童本位”观和“文化原罪”感杨荣志　　从50年代开始，鲁迅的《风筝》就不断地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这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则因为《风筝》中一句著名的话：“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此话往往被当作文章的题旨，成为树立正确的游戏观、玩具观的一个出发点，对教师，对正在成长中的学生都有好处；二则可能是因为在《野草》这本集子中，相对来说，《风筝》的写实意味更浓，意义指向更为明晰，更好理解一些，不像那些以“我梦见……”开始的篇章，不易读懂。但读《风筝》其实也是有阅读陷阱的，至少有两点

2、：一、认定散文是真实的，容易当成鲁迅个人的故事来解读，而忽略其中的父兄的形象；二、容易把文章前半部分的意思当作全文重点，以为是在阐发儿童观，而忽略后半部分的罪感，以及对罪的认定、承担，对赎罪可能性的质疑。本文即准备在破解这两方面的阅读陷阱上做一些尝试。　　五四时期鲁迅写过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被不少鲁迅研究者看重，认为是一篇具有突破意义的论文，文章否定以往“君臣父子”的三纲五常，从前人们只会以“我们怎样做儿子”来要求自己，是长者本位的，而鲁迅则提出了儿童本位：　　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

3、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　　并不是只有中国社会才缺乏“儿童本位”的思想，实际上欧洲和日本都经历过“儿童的发现”这样一个过程。欧洲是在17世纪才有了“儿童的发现”，以前欧洲的儿童一旦到7岁左右可以离开母亲或乳母，便立刻加入家庭外的大人们的大共同体，工作、游戏等全都一样。日本的情况也很相近，“将儿童视作大人的靠不住的缩影的看法”，在中世纪占支配地位；到近代，日本的儿童观才深化为“具有与大人不同的特性而生活着的社会存在”。　　鲁迅是在日本接受了“儿童本位”思想的，以此为思想

4、资源之一，鲁迅写作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它在五四时期，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史意义，强烈地动摇了“长者本位”的社会价值系统。但在出现“儿童本位”思想以前，“长者本位”一统天下，人们把儿童当成“缩小的成人”，用成人的思维来要求儿童，却也是无可厚非的。作为成人的父兄，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施之儿童是正当的。粗暴的行为本身不是残酷，而是一种严厉的教育方式。因此，只有当“儿童本位”的换位思考出现后，从前认为天经地义的事，现在才会被认为是残暴、野蛮的，“大碍于孩子的发达”。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如果说认识到“儿童本位”之前所犯下的那些过错、“虐杀”，当属无心之过，甚至还

5、是出于善良的目的，那么这种善意的无心之过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鲁迅的回答是肯定的。即使是无心之过，但既然已经发现是罪，就需要承担。这和我们在其早先著作《狂人日记》中所发现的罪的承担是一致的。狂人常常怀疑别人要吃自己的肉，但后来却发现自己无意中可能也吃了妹妹的肉，这一惊觉使他难以平息内心的罪感，终于也将自己归入了有罪者的行列。这里的“罪”的认定不是根据主观动机，而是根据其基本效果。这种罪感和基督教的原罪不同。早期的西方神学家把罪定在“性”，以后也有人把罪更广泛地理解为“道德过错”，现代的基督教思想史家如勒塞等人，则把罪定义为“人的一种总体状况、总体属性”，人的生存注定就是

6、一项原罪，这种“原罪”是一切生存的人所共有的。　　鲁迅不是一个基督徒，基督教只是为鲁迅提供了“一种价值反思的思想和情感的体验”，鲁迅的罪感是一种“文化原罪”，是基于对历史、文化和个人的反思而生成的。他更注重对文化传承者的罪的认定，这种罪本身有施害者和受害者。罪的认定之后应当是赎罪，但鲁迅对赎罪的可能性和意义从来都持怀疑态度，在《狂人日记》中，他让醒来的狂人“候补”做官去，根本放弃赎罪的念头；在《风筝》中，鲁迅设计了一种赎罪的方式，就是求宽恕。但在对“我”的求宽恕的迫切心情的描写中，表达了作者深深的质疑，即求得宽恕本身只对施罪者有意义，可以使“我”的沉重的心获得一种轻松的

7、解脱，而对于受害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就如一位当代德国作家在80年代所言：赎罪“其目的是索取我，而非索取我手下的牺牲者”，“当我为我手下的牺牲者头上的弹孔感到抱歉时，牺牲者由此得到什么吗？那个弹孔会愈合吗？”鲁迅的疑问和这个无神论者可说是一致的。赎罪、求宽恕只能对“良心发现”的施害者有意义，可以减轻其良心上的负担，对于受害者是没有意义的。　　而更为可悲的是，作为受害者的小兄弟，却对往事毫无记忆，“全然忘却，毫无怨恨”，这又使我们想到《狂人日记》，被吃者和吃人者都处于不自觉状态中。当“我”已经意识到了“我”当初行为的虐杀性时，被虐杀者却毫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