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道德关系的根源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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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与道德关系的根源初探：经济与道德同宗共源，其关系古已有之，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道德对经济活动具有激励和约束的作用。本文从溯源的角度对经济与道德关系进行研究，以此说明经济与道德关系的协调一致性，为研究市场经济的道德问题提供思想基础。　　关键词：经济；道德；关系　　收稿日期：2010-10-27　　简介：许洋毓（1986-），男，吉林白山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一、经济与道德关系的思想溯源　　在西方，对经济与道德关系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有关经济的内容一直隶属于更宽广的政治、道德和神学的研究。从词

2、源上看，英文“Economy”一词源自希腊语eco(家务)和nom（规则或管理），合意就是家政管理，这就是说古希腊人的“所谓经济……仅指管理家庭的实际智慧”[1]（P.87）。这种理解说明了古希腊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有限性和无独立性。也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同时，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作为最权威的科学，认为包括“理财术”在内的“最受尊敬的能力”都隶属于政治学。“政治学制定着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法律，它的目的就包含着其他学科的目的。”[2](P.6)可见，就算涉及经济事务，其背后也总有一个道德背景决定着

3、经济分析的方向。所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强调了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和政治学结合起来的意义，主张家务重在人事，不重生命财物，重在人生的善德，不重家资和财富的丰饶。并对商品交换所发生的经济伦理、道德问题进行了思考。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致富活动”，只有家务管理才是出于自然原因的，具有合理性，但也不能说是德性活动；零售贸易，“采用的是从它处获利的方式”是不自然的，即其目的不是利用物品的自然用途，尤其是高利贷“是用金钱本身来谋取暴利，不是通过金钱的自然目的来获利。因为金钱本来是用来交换的，而不是用来增加利息”[3](P.61)。亚里士多德从广义上把经济思想纳入道德探究之

4、中，欲图于在伦理学中思考经济问题。　　18世纪随着经济活动呈现新的特点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旧的市场规范以及道德规范被市场经济的新要求所取代。近代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18世纪英国最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撰写了两部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与《国富论》(1776)。这两本著作总的共同主旨就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是在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行为准则就是在市场竞争中所形成的社会规则，而社会规则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经济规律，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社会法规，它能够自动地

5、调节经济与社会政治的均衡。所以，道德行为与经济活动相一致。而这也是这一时期经济与道德关系的综合成果。　　在亚当•斯密之后，19世纪中后期，边际效用学派的出现，经济与道德渐行渐远，经济学初步从内涵道德和规范的学科转变为工具和科学的学科，并且经济学在脱离社会与人文科学走向纯粹科学的道路上，逐步摒弃价值判断走向纯经济利益决定论。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又把道德、伦理问题逐渐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在研究和解决经济活动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思考道德对经济活动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时，产生了作为经济学与

6、伦理学的交叉学科——经济伦理学。经济伦理学家认为，伦理对于经济不是一种外部的力量，而是经济内增长的内生变量；经济学可以通过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思考而变的更有说服力。　　在中国，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都集中体现在义利观的争论中。孔子最早表达了其义利观，即“义以为上，重义轻利”，“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孔子还认为利以义取，“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但只有合乎道义的私利才应该肯

7、定“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孟子把孔子的义利观思想进一步发挥，其义利观可以概述为“去利怀义”。《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中说“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先秦儒家的义利观，集大成者为荀子,荀子提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柒封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荀子•大略》）汉代董仲舒在继承儒家义利观的同时，又赋予儒家义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