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原道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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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卷一?原道》原文及译文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曰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 诗缉颂，斧藻群言。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赞曰∶　　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元圣，炳耀仁孝。　　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译文：文章的（之能显现"道"的）具体属性是极广大的，是与天地并生共长的。（这话）怎么讲呢？（天地生成时）就有了深清色和黄色一同呈现，就有了天方地圆的形体之分。日头与月亮像重叠的璧玉，垂在天上，以显示其美化天空的形象；山岭与河流像灿烂的锦绣铺在地上，以展示其条理大地的形象；这大概是自然的文章吧？仰观天空日月散射着光辉，俯瞰大地山河现着文彩；高低有了一定的位置，天地 两仪就（这样）产生了；只有人与天地合而为三，这就是所说的"三才"了。人是"五行"生成的灵秀，实在是天地的心灵，有了心灵，就有了语言，（有了语言）文章就随着明明白白地出现了，这是自然的道理啊！　　推及至万物，动物植物都有文彩：龙凤以彩色的花纹呈现出祥瑞，虎豹以鲜明斑斓的纹理凝结成雄姿；云霞变换设色，超过了画工的妙笔挥洒；草木开花，不必待匠人的奇思妙手。这些难道是外面加给的修饰？（其实）只是自然形成的啊！至于风吹树林的声响，音调谐畅，像是吹竽弹瑟：泉水激石的声音，清韵和谐，像是击磬敲钟：所以形成了形体就构成了文理，发出了声音，就产生了韵律。那些无知的物体都有丰盛的文彩，有心灵思想的人怎么能没有文章呢！　　人类文章肇始于天地未分时的混沌的元气，深明这个奇妙的道理的，最先是《易经》的象辞。伏羲氏最早画八卦，孔子最后写了《十翼》。而对《乾》、《坤》两卦，（孔子）单独地以《文言》来解释。（可见）言语需要有文采，也是天地的本心啊！至于说《河图》包含着八卦的符号，《洛书》里包含着九类治国的方略，玉版上刻着金字，绿筒上雕着红字，是谁主持的呢？是神明在管理罢了！　　自从文字代替了结绳记事，文字（的作用）才开始彰显。神农、伏羲的传闻遗事，记载在《三坟》里面，而年代太久远了，那些声音文采已无法追踪。唐尧、虞舜时的文章，就蓬勃兴盛起来了。（作为）天子的舜开始唱出了"元首"之歌，就已经抒发了自己的情志；伯益、后稷呈献意见，也垂示了陈奏进言的风气。夏禹兴起，（取得的）事 业功绩成就巨大，各种事情都循序渐进，受到了歌颂，功德成就更多了。到了商朝、周朝，文采（更加）丰富，胜过了（此前的）简单质朴，《雅》、《颂》之歌影响所及，美丽的辞采日日更新。周文王在患难的忧愁之中，制作的卦、爻辞，光耀鲜明，既有文采又含蓄隐喻，意义精深。再加周公旦多才多艺，发扬了（文王的）丰功伟业，创作了诗歌，辑录了《周颂》，修改润饰了各种文辞。到孔子继承（以前的）圣人，又独自超过了前贤，他整理编订了《六经》，一定要像（奏乐时）起头打钟结束击磬那样有始有终，集其大成；他（反复）琢磨《六经》（所表达）的思想情性，（认真）组织（美丽动人的）语言辞令（去表现），（《六经》的）教化就像铃声起而四方应那样远及千里，就像珍馐异味那样千古流传，世代响应，它描写了天地间的精华，开启了人民的聪明智慧。　　从封氏的伏羲，到孔氏的孔子，伏羲（画卦）创立了典则，孔子阐述其意义，没有不根据自然之道的精神来铺写文章，钻研神奇的道理来施行教化，从《河图》、《洛书》里取得准则，用蓍草、龟壳来占卜探问命运的术数，观察天地万物的纹理以穷尽探究（自然的）变化，考察前人的文章来成就人事的教化；然后才能够治理天下，通晓（自然界的）全部的不变的法则，使事业发展壮大，使（文章的）辞采焕发光明。所以知道自然之道因圣人的文章而流传，圣人用文章来说明自然之道，（使得自然之道）四处通达而没有阻碍，日日运用而不会缺乏。《易经·系辞上》说："能鼓动天下的能力存在在文辞之中。"文辞之所以能鼓动天下，乃是因为它是自然之道的文章啊！ 　　总结说：自然之道是精深微妙的，可用这神妙的自然之道来开展教化。前代的圣人彰显了这自然之道，阐明了仁孝的人事伦理。（圣人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圣人观察了龙献的《河图》、龟呈的《洛书》所体现的（自然之道的）形态和面貌，又观察天文，写成文章，让人民来效法。提示：《原道》篇论述了文章的本质，道与文的关系：道是文的内容，文是道的表现手段。天地万物都有“文”，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当然也有“文”，人之文就是用言辞写出来的文章。看来，刘勰主张文要表现自然之道，后来的"文以载道"的观点与此有源流关系了。《文心雕龙卷二?徵圣》原文及译文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 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决断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离，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徒事华辞。”虽欲訾圣，弗可得已。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　　赞曰∶　　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　　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译文：能创作的人叫"圣"，能阐述的人叫"明" 。以述作来陶冶人的性情，古代的圣贤有很大的成就。子贡说他老师关于《诗》《书》《礼》《乐》的阐述，可以耳闻目睹。那么，孔子的见解，是通过文辞表达出来了。古代圣王的训示，都记载在典册里面；孔子为人的风采，都洋溢在他的格言之中。同时孔子对于远古，便称述了唐尧时代，认为文学昌明，光辉灿烂；对于近代，便颂扬了周朝文化，认为丰富多采，可以吸取。这些都是在政治教化方面看重文学的明证。春秋时郑简公攻进陈国，被晋国责问，子产便靠辞令而立下了功劳。宋平公以隆重的宴会招待贵宾，由于宾主交谈富有文采，孔子特别叫弟子把这次宴享之礼，记录下来。这些都是在历史事实方面看重文学的明证。孔子赞美子产，便说他"不只能用语言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而且还能用文采充分地修饰了自己的语言"。孔子泛论有才德的人，便说"感情要求真实，语言要求巧妙"。这些都是在个人修养方面看重文学的明证。这样看来，要求思想深刻而语言漂亮，感情真实而辞句巧妙，是写文章的金科玉律了。　圣人能全面观察日月山川的微妙，深入探索自然万物的秘奥，使文章成为典范，思想符合客观的实际。他们的著作，有的是用简洁的语言来说明要旨，有的是用详尽的文字来充分表情达意，有的是用显著的道理来树立文章的主体，有的是用曲折的意思来暗地里发挥作用。像《春秋》用一个字来表扬或贬抑，《礼记》用轻的丧服来概括重的丧服：这些都是用简洁的语言来说明要旨的例子。《诗经·豳风·七月》里贯联了好些章节，组织了许多词句，《礼记· 儒行》里用上了丰缛的说明和繁富的文辞：这些都是用详尽的文字来充分表情达意的例子。有些文字像夬卦那样直截了当；有些文章像离卦那样明白透切：这些都是用显著的道理来树立文章主体的例子。《周易》中的四种卦象，义理精深，意思含蓄；《春秋》的五种记事条例，文辞奥妙，语气委婉：这些都是用曲折的意思来暗地里发挥作用的例子。可知文章的表现手法，有详细和简略的不同，也有显豁和含蓄的区别；得随着不同的情况而加以压缩或引申，按照不同的条件而变通融会。把周公、孔子的著作来作为检验的标准，从事文学创作就算找到老师了。　因此谈论为文，一定要以圣人的著作作为检验的标准；窥测圣人，一定要以经书作为学习的榜样。《周易》称："分辨事物，得应用规范化的语言，应用明确的语言，说得就很充分了。"《尚书》说："语言祟尚表达要义，不在于好奇立异。"由此可知，应用规范化的语言是为的达到辨别的目的，表达要义是为的能构成文辞。能构成文辞，便没有好奇立异的毛病；能达到辨别的目的，则使用明确的语言就有了好处。虽则义理精深，意思含蓄，也无伤于其为规范化的语言；虽则文辞奥妙，语气委婉，也不妨碍它表达要义。表达要义和文辞奥妙可以统一，规范化的语言和义理精深可以并行。这些在圣人的文章里面也可以看到。颜阖以为，"孔子正如在天生漂亮的羽毛上，为了装饰而再涂上彩色，只追求美丽的辞藻。"虽然想借此来诋毁圣人，可是办不到的。因为根据上面所说，圣人的文章既雅正又华丽，本来就兼有美丽的辞藻和充实的内容的。自然之道难以掌握，还是有人去钻研；文章显而易见，为什么反而不好好地思考呢?如果能以圣人的著作为标准来从事于写作，那么，写成的文章就差不多了。　 总而言之：生而知之的圣人能够穷究妙理，因为他们赋有非凡的才智。他们为了表达精妙之理而写成了文章，凭着自己秀异的气质而构成了文采。他们的见解有如日月高悬，他们的辞藻有如高山大海中丰富的蕴藏。他们的一生好比太阳的影子一下就消逝了，但他们的精神却万古长存。 《文心雕龙卷三宗经》原文及译文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绵暧，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　　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 ，言照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攡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备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文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　　至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馀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赞曰∶　　三极彝训，道深稽古。致化惟一，分教斯五。　　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 译文：说明天、地、人的经常的道理的，这种书叫做“经”。所谓“经”，就是永恒的道理，不可改易的伟大教训。经书取法于天地，征验于鬼神，深究事物的秩序，从而制订出人类的纲纪；它们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并掌握了文章最根本的东西。三皇时产生了《三坟》，五帝时出现了《五典》，又加上《八索》、《九邱》等古书；它们经过长期的流传而不清楚了，后来的著作越来越错综复杂。自从经过孔子对古书的整理，它们的精华都放射出光芒。于是，《易》的意义有《十翼》来发挥，《书》中指出了“七观”，《诗》里分列出四部分作品，《礼》明确了五种主要的礼仪，《春秋》中提出五种记事条例。所有这些，在义理上既有陶冶性情的作用，在文辞上也可称为写作的典范；因此能够启发学习，培养正道，这些作用永远历历分明。但是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十分微妙，由于圣人的见解非常高深，加之他们的道德学问也很高超，因此他们的著作就能深刻地体现自然之道。这就像千万斤重的大钟，决不会发出细小的声音来。《易经》是专门研究自然的道理的，讲得精深微妙，可以在实际中运用；所以《系辞》中说：《易经》的意旨深远，辞句有文采，说的话符合实际，讲的事理却比较难懂。孔子读这部书时，三次翻断了系竹简的皮绳，可见这部书是圣人深奥哲理的宝库。《尚书》主要是记言的，只是文字不易理解；但如懂得古代语言，它的意义也就很明白了。所以子夏赞叹《尚书》说：“它像日月那样明亮，像星辰那样清晰。” 这无非是说，《尚书》记的很清楚明白。《诗经》主要是抒发作者思想情感的，它的文字和《尚书》一样不易理解；里边有《风》、《雅》等不同类型的诗篇，又有“比”、“兴”等不同的表现方法，文辞华美，比喻曲折；讽诵起来，可以体会到它温柔敦厚的特点，所以它最能切合读者的心情。《礼经》可以树立体制，它根据各种事务来制订法度，其中的条款非常详细周密；执行起来，有明显的效果；任意从中取出一词一句，没有不是十分可贵的。《春秋》这部书在辨明道理上，一个字就能显示出赞美或批评来。例如关于“石头从天上落到宋国的有五块”、“六只鷁鸟退着飞过宋国都城”等记载，是以文字的详尽来显示写作的技巧；又如关于“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的记载，是以排列先后的不同来表示主次的意思。其中有些记载，用婉转曲折、含蓄隐蔽的方法写成，那的确是相当深刻的。总起来看，《尚书》的文字看起来似乎古奥一些，只要寻找出所讲的道理，还是易于领会的；《春秋》的文字很容易明白，但要探索它的含义，却又深奥难懂。由此可见，圣人的文章丰富多采，文辞和内容各有特色。经书和树木一样，根深抵固，枝大叶茂；文辞简练而意义丰富，所举事例很平凡而所暗示者却很远大。所以，过去的经书历时虽已久远，但它们遗留下来的意义却永远新颖。后世的人向它们学习，一点不嫌太晚；前代学者用了很久，也并不嫌过早。经书的伟大作用，可以说像泰山上的云彩能使普天之下都下到雨，像黄河的大水可以使周围千里都得到灌溉。 所以论、说、辞、序等体裁，都从《周易》开始；诏、策、章、奏等体裁，都发源于《尚书》；赋、颂、歌、赞等体裁，都以《诗经》为本源；铭、诔、箴、祝等体裁，都从《礼经》开端；纪、传、盟、檄等体裁，都以《春秋》为根本。这些经书都为后世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替文章的发展开辟了极为广阔的领域。因此，在创作上任凭诸子百家怎样驰骋活跃，归根到底总是超不出经书的范围。如果能根据经书来制定文章的格式，学习经书中的词汇来丰富语言，这就如同靠近矿山来炼铜，煎熬海水来制盐。所以如果能够学习圣人经典来写文章，这种文章就能基本上具备六种特点：第一是感情深挚而不欺诈，第二是教训纯正而不杂乱，第三是所写事物真实而不虚妄，第四是意义正确而不歪曲，第五是风格简练而不繁杂，第六是文辞华丽而不过分。扬雄用玉必雕琢然后才能成器作比喻，说明五经里面也必须有文采。人的德行决定着文章的好坏，而德行又是通过文辞表现出来的。孔子用“文、行、忠、信”四项来教育学生，而把“文”放在首要地位；正如美玉必须有精致的花纹一样，“文”是和其他三项相配合的。后世的人在勉励德行、建树功名上，都知道要向圣人学习，只有在文章的写作上，很少学习圣人的经典。因此，楚国宋玉等人的作品就比较艳丽，汉代更出现了许多过分铺排的辞赋。这种偏向越发展越严重。纠正这种错误，使之回到经书的正路上来，不就好了吗？总之，经书上阐述了天、地、人最经常的道理；要从这里吸取教训，便应深深地钻研经书。它们本着一个总的教育目的，具体进行教育则分为五经。它们不仅有培养人的精神的作用，而且是文章的巨大宝库。经书是这样的精深和美好呵！真是一切文章的祖宗。自《九怀》以下1，遽蹑其迹2；而屈、宋逸步3，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4；述离居5，则怆怏而难怀6 ；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7；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8。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9，马、扬沿波而得奇10；其衣被词人11，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12，中巧者猎其艳辞13，吟讽者衔其山川14，童蒙者拾其香草15。若能凭轼以倚《雅》、《颂》16，悬辔以驭楚篇17，酌奇而不失其真18，玩华而不坠其实19；则顾盼可以驱辞力20，欬唾可以穷文致21，亦不复乞灵于长卿22，假宠于子渊矣23。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八卦，《洛书 》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曰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诗缉颂，斧藻群言。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元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大意： 文作为认识事物规律的体现极为广泛！自有天地以来，就有文了。这是为何？混沌初开时，形成了天地，日月如璧，高悬于上，光耀宇宙，锦秀山河，分布于下，条理分明。这便是自然的造化了，而文即从此而来。故“文之为德也，大矣。”仰观天上美丽之景色，俯视地上灿烂之风光，天地高下的位置已然明白，“天”与“地”乃宇宙的两个主体了。人们的思维达到认识天地及自然，造就了具聪明才智者，构成“三才者，天地人”，而人为万物精英，具有能动功能，足以认识天地，便成为主宰天地的核心角色，创造语言与文字，语言用于认识的最初交流，文字则用于认识的记载——这就是“文学”了。这虽然是自然的过程，但可推之于万物，无论动物植物，都具文字之形。龙凤以鲜艳的羽毛现瑞色，虎豹凭斑谰的文形成英姿。云霞之色，美妙如画而非画工点染；草木鲜花奇丽非凡而非织者加工。这些乃是自然文彩并非人为粉饰。林中万籁音响，好似竽瑟相应，泉石冲击之声，有如钟磬相和。所以具形体成文理；和声响，成韵律。物类无知，斐然成章；有感情之人类，尚无文乎？ 人类文化的萌芽，始于初民社会。后来能阐述其妙者，先推《易经》中的卦象。自伏羲作八卦始到孔子作《十翼》，对《乾》《坤》两卦，作《文言》止，能知言论有文采，此种文采，实是天地精神之反映了！至于《河图》孕充八卦之功，《洛书》酝酿“九畴”之力，玉版上镂刻丰富之图形，青简上书写美妙之文字，这些是谁创而出之呢？这无非是自然点化罢了。由于鸟的启发人类记事之文字逐步完善，文字便显出其作用了；神农、伏羲之事迹，记于《三坟》，而年代盲远，其文难考。唐尧、虞舜时的作文，蓬勃发展，舜作“元首”之歌，以抒已情志；伯益与后稷与舜献议，始开奏章陈词之风。随之夏兴，建丰功之伟业，诸事合于道轨，歌颂乃兴，比之先代，成就显大，德泽优厚。商与周时，文采华美比于简单相互，又胜一等。《诗经》的《雅》《颂》而下，文采日新月异。文王忧囚之迹，创《周易》而光辉永存，其《卦辞》《爻辞》文采华丽，义理精深。继之周公大才，展文王之事业，而作诗歌，并继先之大成，终成《周颂》，以自身之思想精理，织就动人词句。孔子承前启后，故有一代启蒙家之号，集钟磬之声，制礼作乐，德化之意，远及千里，延至万代。如此等等，先辈们集天地之精华，来启蒙人类的才智。（故有后世言：为文者，当以德载后世也。即“文之为德也，大矣”）从伏羲至孔子，《易经》由伏羲开始画卦，由孔子阐述其义，都是根据自然道理及基本精神来写成文章，都是以钻研道之微妙之理来进行教育的。古代的先哲们从《河图》《洛书》中学到了研究的方法，对这些方法进行理解、整理后，用蓍草和龟甲来占问吉凶，凭观察天文来研究万物之变化，把学习前人的东西积累成为观点，去完成教化的任务。之后才能治理天下，制订常法，以促各业发展，宏扬古者的文辞与义理。据此，自然之道依托圣人而留于文章之中，圣人通过文章来阐明自然之道，以使其处处通行无阻、日日用之不竭。《易经》云：能鼓动天下的，只在于文辞。文辞之所以能鼓动于下，是因其体现了自然之道，自然之道乃大道也。故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元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道之精神微妙，以此微妙之理进行教育。远古圣人，讲明了这样的道理，以宣传忠孝仁义。都源于龙马献《河图》，龟灵呈《洛书》。仰观天文，著成文章，天下之人照此行为）。—— 基本上是易经上的内容。“道”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不易掌握，故“道心惟微”；“德”为思维成果，成果大则“文之为德也”。“道德”至宋时才作为“伦理”解释。所以《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后世对老子道德经之争，是《道德经》还是《德道经》，各家说法不一。不过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来看，显然是《道德经》了。本篇之所以称为“原道”，那还是《道德经》。作者时代，通常将《易经》《老子》《庄子》称为“三玄”。有人说这就是魏晋“玄学”，其实，据此看来“玄学”并非“玄”了，而是讲究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由是观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什么有文学的巨大成就，可能实际情况就在这里了。故尔，好作一篇好文章来，还必须从认识论着手，否则下笔无物，徒费功夫。流行的说法为“理论联系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