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小说及长销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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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畅销小说与长销小说　畅销小说与长销小说二者之间的区别，当然不仅仅体现在销售量的差异上。问题的关键应当是，是什么决定了小说畅销或长销的可能；畅销和长销间的不同，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必然的。这些问题设若不予以厘清，小说的实质性价值便很难得到保证。而此刻的事实情况是，无论读者还是作者，对于这样两种小说始终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在他们看来，畅销小说就应该是一种短命的小说，而且它的商业效果注定限制了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似乎，惟有长销小说才属于实力的范畴，并真正体现了文学的尊严。姑且不论此种看法的合理性究竟何在，仅就畅销小说与长销小说的概念划分而言，我以为其中潜藏的裂隙便是随处可见的。首先，以销售量这

2、种商业指标来决定小说的品位，其依据本身就是令人怀疑的。其次，“畅销”和“长销”的分野，也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绝对。　　可以肯定的是，畅销小说及长销小说这类概念当属市场经济社会体制下的产物，因为在计划经济社会体制之内，销售量不可能成为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另外，畅销小说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它也必然是在文化价值观念较为多元的时代方有可能。就社会意识形态来讲，是资本主义社会促成了畅销小说的产生。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动摇了封建主义社会的单一阅读垄断权，颠覆了封建统治阶级所确立的“经典”地位，还造就了大批不同层次的读者，主要是中产阶级成员——“这个由商人、手艺人、店主和办事员组成的中产阶

3、级，为了完善自我而转向读书。因为急于在修养和知识方面与上层阶级一争高下，他们求助于报纸、期刊、杂志和书籍——特别是小说。读书成为人们所迷恋的活动，并且得到了那些已获得社会地位和把读书视为提高地位的手段的人们的赞赏。”（1）。与此同时，印刷工业的逐渐发达，亦相应满足了日益扩大的读者群体的需求。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以写作谋生的人，这是促使文学商业化的一个关键。写作由此变为世俗的服务行业，开始听命于广大读者而非统治者的召唤。畅销小说也恰是在这一基础之上才得以可能。只是，由于此时的文学尚缺乏自觉，文学内部的等级意识还不够明确，故而畅销小说还未能像后来那样成为某种同长销小说有所

4、区分的单独种类。　　随着作家和读者群体的分化，抑或说雅与俗文学界限的日见分明，畅销小说才渐趋独立，被定位于大众和商业的阵营，从而同其它小说的品格区别开来。如在英国，“19世纪作家具有前辈所没有的选择。他可以故意拒绝为大众写作，把自己的读者限制在爱好者的圈子里；他可以为大众‘写低级作品’，为他们提供毫无艺术价值的消遣；或者，他可以在继续固守某种艺术标准的同时，努力赢得大量读者。”（2）据称，“‘畅销书’一词还是直到一九○○年前后才产生”（3）的。写作的这种分化，意味着畅销小说的开始实际上就是自愿降低身价的开始。不过，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商原则，并没有令迎合大众趣味的写作沦为有失体面的行为。本

5、来就是中产阶级大众推动了小说的繁荣，从一开始小说便是带着通俗的胎记问世的。所以，首先考虑满足这些大众的需要，看起来也应该属于本分的事情。事实上，如今已被我们尊奉为大师的那些西方作家，诸如司各特、萨克雷、狄更斯、巴尔扎克等等，无不曾将过多的精力倾注到商业写作之中。今天看来，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当时的畅销小说作家。其中的司各特“为了领取巨额稿酬而不惜粗制滥造地写出一本又一本的书来，就像它们是许多工厂产品一样。”（4）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因此受到歧视，反倒都是名利双收。这些作家的写作充分体现出了资本主义暴发时代的欲望特征，谋取利益的目的可以不介意手段的约束。当然，对他们来说，写作作为生存的手段，

6、要想有所拒绝也实在艰难。　　尽管小说的出身并不高贵，但随着普通大众地位的不断提高，及其审美趣味的日臻优雅，小说也自然有了追求高雅的趋向；再加之它在社会文明中日渐显现出的重要性，小说开始获得官方文化的承认。不过，小说地位的革命性改变，最终还是由无产阶级来完成的。这种历史状况，在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晰。作为一种启蒙形式，小说在无产阶级那里变成了愤怒的“呐喊”，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宣传武器。虽然此前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同样藉助于小说的政治功能，通过发动“小说界革命”，试图空前提高小说的政治地位，可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够在小说里注入无产阶级意识，因而难以让其在无产阶级大众中间普及。正是在无产

7、阶级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生死较量中，小说参与了一个新兴阶级的崛起运动，凭着自己的出色贡献，重新得到了权力阶层的赏识。而且，经由血与火的洗礼，小说和无产阶级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共命运的患难关系。在中国，小说就是于此时开始拥有了历史感的。这种历史感所蕴涵的沉重、深刻以及崇高等品质，致使小说彻底告别了商业诉求。小说的雅俗界限也从此被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标示了出来，那些自晚清以来流行于民间的侠义、言情、侦探等通俗小说，被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