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公司治理与控制权-中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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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违规范的慈善捐款?在公司经营者眼中，公司社会责任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疑问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一、无法控制的权力:公司社会责任的负面影响1.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自20世纪初出现公司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以来，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已是世界各国公认的发展趋势，为各国立法所认可。主流观点认为，所谓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经营者作为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信托受托人，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行为，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最大限度地增进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利益。如定义所指，公司社会责任一反“公司就是为股东们赚钱”的传统理论，那么进一步追问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就

3、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了。科斯的企业理论指出，“企业和市场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在市场上，资源的配置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而在企业内，相同的工作则通过权威关系来完成;企业与市场的选择依赖于市场定价的成本与企业内官僚组织的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依据交易成本分析，公司是一系列不完全的契约，缔约的前提条件是明晰的产权，继而缔约方的所有权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公司“所有’，的概念变得毫无意义，更有学者针对我国具体情况指出，‘·在像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中，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是不存在的，把一个企业看作是各种不同

4、经济资产，包括人力、无形财产、组织管理、金融以及实物等集合体似乎更有意义。因此，谁是企业的‘真正所有者’的提问会引人误区。企业应被视为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不同当事人—职工、股东、银行、供应商以及社会(即国家)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权威”虽然产生于明示或者默示的合同授权，但其真正的基础依旧来自各个平等的契约主体，自此企业便不是“资本雇佣劳动”的简单关系了，而是包括股东在内的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载体。各方利益相关者将其生产要素按照合同约定交由代理人管理，成为合同主体一方，操控公司为其利益服务，如此，公司社会责任便有了正当的

5、理论基础，公司治理中公司经营者的角色定位也要有所改变—为各方利益相关者服务，而不是单纯作为公司股东(尤其是大股东)的代言人。2.公司社会责任的冲击。在提倡公司社会责任的同时，问题也随之而来。资本市场的扩张，公司规模日益扩大，在公司制度这个新型的社会资源组织形式中，如何选择和规制一个“守夜人”成为自公司出现至今经久不衰的话题。传统观点认为公司仅是为股东营利的工具，公司经营者应该是股东的代言人和执行者，事实也确实如此。但在公司社会责任语境下，公司经营者应该为每一个契约主体服务，站在股东及职工、消费者、供销商、社会等非股东利益相关者

6、的利益交叉点上去经营和管理公司。但是，“如果管理人员首要职责是作为股东们的受托人并为他们的利益去运用那些置于他们控制之下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行为就会受到约束，从而也就不会去为这种或那种特殊的利益而滥用权利。反之，如果大企业的管理人在其决策中考虑公众或社会利益，支持有益的事业和社会福利，不仅被视为他们的权力而且视之为必须做的义务，这就会产生无法控制的权力”。依据盛行于美国的“伯利一米恩斯范式”，现代大型公司制度必然会导致公司所有与公司控制相分离，继而产生公司控制权滥用的问题。亦即，在契约项下，公司各缔约方会获得固定的收益，

7、从而各司其职，但由于契约的不完整性，在没有明确规定的地方会产生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谁作出额外的贡献，谁就能获得剩余索取权，同时会伴随着边际风险，当然便有足够的激励去控制公司—让控制权伴随剩余索取权成为最佳策略。但在伯利与米恩斯看来，“在公司制度下，产业财富(IndustrialWealth)能够并且正在为少量的所有权权益(OwnershipInterest)所控制。人们能够相信，即使是在不拥有这种权益的情况下，照样可以行使对产业财富的控制权。几乎没有控制权的财富所有权与几乎没有所有权的财富控制权，似乎是公司制度发展的必然结

8、果”。即公司的经营者在契约约束之外，获得了控制权的私有利益，却无须承担边际风险，亦无监控危机—“由于存在‘一主侍二仆’的局面，这使得管理者虽独立于双方，但又不会真正对任何一方负责。面对任一方的需求，管理者都可以推诱，诉诸另一方的利益”。“如此这般，增加的只能是代理费用，而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