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哲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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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哲学特点[]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中国学者将科学认知范式（自然科学精神、原理、定律、方法等）作为坐标与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展开了分析与研究，其结论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研究内容上是“穷性至命”，在主客关系上是“天人不分”，在思维方式上是“模糊笼统”，在议论风格上是“玄谈臆想”。并由此总结：科学认知范式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传统哲学，但其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判断并不是绝对的。[关键词]科学认知范式；中国传统哲学；特点[]B21[]A[]1008-4479（2016）06-0053-0

2、620世纪以来，由于西方哲学的进入而使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讨论愈加深入与丰富，科学认知范式（自然科学原理、定律、方法与成果等）即是学者们用于理解和判断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一个重要坐标与方法。那么，科学认知范式下的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究会怎样的呢？一、以“穷性至命”为研究内容关于中国哲学研究内容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大多偏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对象或内容是人，是道德伦理，这个判断应该说是准确的。科学认知范式顺沿这一思路并引向了深入。基于科学认知范式，中国学者发现中国传统哲学关注的是道德性命问题，而不是自然界的

3、神奇与奥秘。熊十力说：“吾国先哲，重在向里用功，虽不废格物，而毕竟以反己为本。如孟子所谓‘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言‘万物皆备于我’；程子言‘学要鞭辟近里切着己’，此皆承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之精神而来。老庄虚静之旨，其为用力于内不待言，此皆与西人异趣者。西人远在希腊时代即猛力向外追求，虽于穷神知化有所未及，而科学上种种发明，非此无以得之也。今谓中西人生态度须及时予以调和，始得免于缺憾。中土圣哲反己之学，足以尽性至命，斯道如日月经天，何容轻议？至于物理世界，则格物之学，西人所发皇者，正吾人今日所

4、当挹取，又何可忽乎？”[1]就是说，中国哲学虽然也讲“格物”，但其所谓“格物”是反身向内，是“万物皆备于我”，是在道德性命上用功。这与西方哲学向外求索、以自然界奥秘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取向完全不同。牟宗三与熊十力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意旨基本一致。牟宗三说：“中国首先把握生命，西方文化生命的源泉之一的希腊，则首先把握‘自然’。他们之运用其心灵，表现其心灵之光，是在观解‘自然’上。自然是外在的客体，其为‘对象’义甚显，而生命则是内在的，其为对象义甚细微，并不如自然之显明。所以中国人之运用其心灵是内向的，由内而向

5、上翻；而西方则是外向的，由外而向上翻。即就观解自然说，其由外而向上翻，即在把握自然宇宙所以形成之理。其所观解的是自然，而能观解方面的‘心灵之光’就是‘智’。因为智是表现观解的最恰当的机能。所以西方文化，我们可以叫它是‘智的系统’，智一面特别凸出。”[2]就是说，具有科学特性的西方哲学，其心灵之光照射在“自然”上，是“向外”的学问；而中国哲学的心灵之光照射在“生命”上，是“向内”的学问。所谓“向内”就是修身养性，就是提升道德品质，就是“穷性至命”。牟宗三甚至认为这个特点在儒佛道三家都有表现，他说：“中国思

6、想的三大主流，即儒释道三教，都重主体性，然而只有儒家思想这主流中的主流，把主体性复加以特殊的规定，而成为‘内在道德性’，即成为道德的主体性。西方哲学刚刚相反，不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它大体是以‘知识’为中心而展开的。”[3]就是说，儒佛道三家虽都重视主体性，只不过儒家的表现更为突出，因为儒家对主体性做了特殊的规定，这种特殊的规定就是使“主体性”成为“内在道德性”，从而孕育出深厚而精彩的道德性命之学。方东美提示我们，即便具体到某个哲学家，也能证明中国哲学研究的内容是“道德性命”。他说：“惟朱熹于斯道高标，

7、造诣不深，浅行即止，盖知识领域，囿于其道德向往，致于客观自然界之纯理知识不能无损。就此层而言，朱熹乃与近代西方人适成一鲜明对照。西方科学家以及深受科学影响之哲学家，其心目中之自然知识观，皆成于主张伦理中立：倡道德价值须全部漂白，以获致客观性之知识云。朱熹及大部分宋儒则与之恰恰相反，皆极重道德睿知，不贵自然知识（尊德性，抑闻见）。朱熹尝言：古时少年，十六七岁入太学受教，学于穷理致知，藉娴习忠、信、孝、悌。故穷理之学，必克就伦理文化而为之，所谓义以修身，明辨善恶，是也。穷理之为言，非关事物在客观自然界之实然

8、状态，而迳指行仪在人伦关系中之应然理想也。”[4]透过“格物致知”在朱熹思想世界中的内容，可以发现他的学问中有对自然界奥秘的关注和涉及，但朱熹与大多数宋代儒家学者一样，所重视所思索的问题仍然是道德性命，而不是自然知识，即便偶尔涉及自然知识也都以道德为限，比如朱熹朝思暮想的是“义以修身，明辨善恶”。可见，以科学认知范式为坐标和方法，中国传统哲学在研究内容上所表现出的特点不能不是“道德性命”。二、以“天人不分”为主客关系中国哲学在主客关系上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