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美学与信仰启蒙（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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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世纪美学与信仰启蒙（笔谈）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与文学的灵魂维度最近笔者读到潘知常教授的文章《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美学新千年的追问》，他从美学领域提出应该接续上世纪初由王国维、鲁迅开创的生命美学的“一线血脉”，并且反思这“一线血脉”被中断之后给美学进一步发展造成的困境；为开解这个困境，只有引入西方信仰之维、爱之维，才能完成美学新的“凤凰涅磐”。他的看法非常有见地，切中问题的要害。他的论文，与笔者多年的看法，不谋而合；从不同的问题出发，竟然得到相近的结论。笔者极其希望这种有益的学术探讨带来更大的收获。文学也许有

2、其他使命，但是，伟大的文学的根本使命却是展开生命个体的灵魂冲突。文学是探究个体生命的，而个体生命天生是属灵的。如果不探个体生命，文学就不能透彻，就有“隔”。在人类意识发展史上，生命个体的成熟是和追问“不朽”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产生了对灵魂的思索。人对神的崇拜，事实上是对灵魂永生的崇拜。有了永生的追问与渴望，才有生与死的冲突，灵与肉的冲突，本我与超我的冲突，此岸与彼岸的冲突，也才有对灵魂的叩问，对天堂与地狱的叩问，对神秘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叩问，以及对命运与存在意义的叩问。这种叩问是个体生命与神秘世界的对话，其问题不是属于

3、社会，而是属于个人。换句话说，其灵魂对话的内容是个体化的，而不是群体化与社会化的。对文学这种本性的认识一直只是涓涓细流，中国文学多在感时伤世，背负国家、民族、社会巨大包袱的传统下发展过来。尤其在上个世纪，这传统几乎笼罩一切。今天正是适当其时，重提文学的个体生命本质，并以此来批评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为文学、美学探讨的深入进一新解。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灵魂叩问的资源。中国文化的主脉——儒家，不关注和讨论灵魂的问题。孔子“祭神如神在”和“敬鬼神而远之”这种含糊的、疏远的、大而化之的对神的态度，反映出他对彼岸世界不感兴趣。“

4、未知生，焉知死”，在他看来，全部问题都是生的问题即此岸世界的问题，而死的问题是生的问题所派生的。因此，他极端重视人的现实生活，所思所想都是人在艰难困苦的现实人生中如何仰仗自己的力量（不是依靠上帝的力量和其他神的力量）努力奋斗，自强不息。他只确认一个世界，一个此岸的人的世界，不确认还有另一个彼岸的神的世界。此岸世界是群体的人际世界，这个世界的和谐是人的幸福之源，维护这个世界的和谐是人的全部责任。无论是仁是礼还是乐，都是致力于建设一个美好的道德秩序。但是，这种秩序下的人，并不是充分发展的个体，它只是秩序中的固定点，而不

5、是可超越秩序的自由点，它缺乏个体的自我意识，因此也缺乏灵魂的思考与灵魂的活力。儒家思想体系下的反省，只是就范既定的道德秩序的自我修正与调整，其中没有灵魂的挣扎和叩问。孟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种君子式的反省，其反省的目标是远离小人，端正处世姿态，并不是灵魂的拯救。相应的，其反省的特点则是静态的，即以既定的道德秩序与圣贤指示检讨自身的处世行为和做人记录，而不是灵魂的苏醒与论辩，反省中只有在固定参照系之下的小心翼翼的修正与调整，并没有彼岸世界远处的呼唤，也没有内心的大动荡与大呼叫。从古到今的中国作家，可以从儒家思想中

6、获得某些现实感情力量，但不可能获得灵魂的内在资源。从个体生命解脱的角度上说，庄子道家思想倒是给中国作家很大的帮助与启迪。庄子是中国第一个叩问人的存在意义与人生真实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人生充满怀疑。身为物役，心为形役，人的生命被自己制造出来的物质世界所压迫、所窒息，制造出来的东西愈多，生命的负担就愈是沉重，那么，人类辛辛苦苦地以有限的生命追逐无限的知识并用这些知识创造一个物欲世界到底有什么意义？人类吞食了智慧果之后学会了分辨生死、祸福、是非、善恶等等，可是，祸为福所依，福为祸所伏，表面上是你在梦蝴蝶，说不定是蝴蝶在

7、梦你，你无穷无尽地追求名声、地位、权势、实际上恰恰被名声、地位、权势所摆布，荣辱、生死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人如何摆脱自己制造的概念、名称、机械和物质世界而作逍遥游？庄子这种怀疑精神和逍遥精神启迪了中国作家、诗人，助长和滋润了中国两千多年的隐逸文学和其他类型的个性生命文学，意义非常。然而，庄子对存在意义的叩问是一种消极性的否定性的叩问，叩问之中打破了生死、祸福、是非等界限，取消了对立，但同时也失去了关注，失去了密切。所谓失去了关注，是在他的思想世界里再也没有现实情感和现实精神创造的关怀；所谓失去了密切，是再也不理会人内

8、心世界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紧张，更谈不上灵魂的挣扎与呼喊。道家思想后来发展出一套“贵生”、“心斋”、“坐忘”的修炼模式，更是淘空了内心的矛盾与对立，只让肉身伸延到不死不灭不忧不愁的神仙世界里，那里只有世俗之城，可一点也没有精神之城的影子。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诗人作家，会有潇洒，会有怀疑，会有对现世人生的叩问，但不会有对灵魂的叩问和灵肉的根本紧张。也许正是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