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宗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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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夏的宗教法　　摘要：西夏有较为完备的宗教法，且独具特色。西夏法律对佛教、道教加以保护，有严格的管理规定，西夏宗教法律制度对僧人的封号及对僧人道士的赐衣、试经度僧和度牒进行了规定，西夏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帝师封号，西夏法律还规定了僧人道士所享有的权利及其应承担的义务。　　关键词：西夏；党项；佛教；道教；宗教法　　Abstract：TheTangutEmpirehaditsprovedandspecialreligiouslaandTaoismandlaidoutstrictregulations.Provisionsconce

2、rningthetitleandgarmentsconferredbytheemperoronmonksandTaoist，convertingtoBuddhismandthecertificateofmonksonkintheXixiadynastyonksandTaoistpriests.　　Key]莫斯科：莫斯科出版社，1960年版，转引自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324-325)　　1972年甘肃省武威县张义乡下西沟岘出土的两张西夏文卜辞残片，是以中原传统天干地支记日的占卜推算法，说明

3、中原地区的占卜术已深入到西夏的社会生活中。卜辞第一张陈炳应先生译为：“寅后四变甲时安，己后四变丑时安，申后四变庚时安，亥后四变壬丑时安。月日长星……”第二张译为：“卯日遇亲人，辰日买卖吉，巳日……，午日求财顺，未日出行恶，申日万事吉，酉日遇于贼，戌日有倍利，亥日有喜事，……月□头□吉日”。[6]卜辞反映出西夏社会中晚期，商业活动兴盛。在党项人心目中祈求“买卖吉”、“求财顺”、“有倍利”，与西夏干佑年间编纂的西夏文汉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的“以富为贵，以贫为丑”和“朝夕趋利”是完全一致的。　　　　二、西夏佛教的传播

4、、发展与道教　　　　现代法学邵方：西夏的宗教法　　佛教在党项立国前，已经开始兴起。西夏立国后，统治者极力将佛教定为国教，西夏政权大开“以佛治心”的国策，佛教在西夏盛极一时，与西夏政权相伴始终。佛教在西夏广为流行，发展为国教的同时，道教在西夏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西夏王权与宗教，主要为佛教紧密结合，而佛教又为西夏政权的稳固和合法性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西夏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党项内迁到河西、陇右地区后，与当地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交错杂处，往来频繁，而这一带本身就是佛教信仰兴盛的地区。党项周边的汉、契丹、回鹘、吐蕃等民族已经信

5、仰佛教，党项族也必然受其影响。其居住地区的近邻，有诸多著名的佛教中心，如五台山、天水麦积山等，对于佛教在西夏的传播也起了积极影响。早在李德明时期，就曾派遣使者到五台山敬佛供僧，佛教在党项王族中已经盛行。到元昊时，更加快了推行佛教的步伐，史称元昊通晓“浮图学(佛学)”，也曾遣史到宋朝佛教胜地五台山供佛。元昊曾下令以每一季第一个月的朔日为“圣日”，要求官民礼佛。《西夏书事》卷十八记载：“曩霄(元昊)五月五日生，国中以是日相庆贺。旧俗止重冬至，曩霄更以四孟朔为圣节，令官民礼佛，为己祈福。”这种用行政命令扶植佛教的作法，将佛教推上

6、了更高的地位。西夏文的创造为翻译佛经，大规模发展佛教奠定了基础。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元昊“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5]212元昊以后的历代西夏皇帝也都大力推行佛教，多次向宋朝求取佛经，大建佛塔佛寺，广兴佛事。　　西夏在接受中原佛教的同时，对吐蕃(藏传)佛教也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党项和吐蕃两族有着长期的交往。吐蕃佛教初祖噶玛噶举派法王都松钦巴(1110—1193年)，不仅在吐蕃影响很大，也深受西夏仁宗皇帝的崇敬。仁宗曾遣使

7、入吐蕃专程迎请，都松钦巴未能前往，派遣其弟子藏索格西来到西夏。藏索格西被西夏皇帝尊为上师后，又组织力量大规模翻译佛经。吐蕃萨迦派第三代祖师札巴坚赞(1149—1216年)的弟子迥巴瓦国师觉本，也曾被西夏皇帝奉为上师。至少在西夏中后期，吐蕃佛教中的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都已传入西夏。(注：　　班钦索南查巴新红史，黄颢，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转引自史金波西夏的佛教[J]法音，2005(9)：21)西夏中期以后加速了藏传佛教的推行。在莫高窟、榆林窟及西夏境内的酒泉文殊山、肃北五个庙、永靖炳灵寺、玉门昌马下窟、裕固马

8、蹄寺、武威天梯山、宁夏固原须弥山等石窟中，都有藏传佛教的遗迹。在著名的凉州感通塔碑西夏文碑铭中记有“感通塔下羌汉二众提举赐绯和尚臣王那征遇”的职称和人名，可知该塔寺中设有管理羌(吐蕃)族僧人和汉族僧人的僧官。藏传佛教在西夏佛教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佛教——西夏政权合法性的精神支柱　　西夏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