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第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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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第三文化今天原本处于第一种文化的论域内的“理性选择”，不再是独立于场景的，它正在成为“情境理性”。另一方面，原本处于第二种文化的论域内的“道德判断”，不再是基于超验律令的，它正在成为“演化道德”。在第三种文化的视角下，当代认知科学的一系列研究报告意味着，作为情境理性和演化道德的基础的社会认知过程，不仅让个体习得理性和道德，而且激活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和创新能力。第三种文化的视角不再割裂科学与人文的叙事，主要基于对场景记忆的研究，它把理性与道德同时带回到生命的创造和激情当中。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划分的话，一般地我们可以清楚地区分两种文化，即自然科学语境中的文化与人文科

2、学语境中的文化。现在人们尝试提出第三种文化的立场，在这一论域里讨论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九十年代以前，人们往往倾向于把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截然分开。但是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康德所提出的作为主体自足的纯粹理性概念已经遭到了知识界的挑战。到了1994年，我们看到哈贝马斯在其英译本《后形而上学思考》一书中指出，“理性”必须被放置在一定的情境里才是理性的，叫做“situatedrationality”——可以译作“情境”理性，也可译作“场景”理性。例如，从完备理性的角度，我们看到某人饮鸩止渴，就说他是“不理性”的。可是从情境理性的角度，我们应当设身处地感受到他所感受的那种极度的“渴”

3、，然后才可以判断“饮鸩”是否理性。一方面，我们在各种社会的和自然的场景内习得理性。另一方面，我们行为的理性程度依赖于我们所处的场景。这是“情境理性”的双重含义。哈贝马斯所谓“交往理性”，其实是情境理性的普遍化和理想化。其次，在1970年代以后，学者们，尤其是哈耶克代表的这一派学者，试图把英美思想传统的所谓“道德意识”学说融合到欧陆思想传统的“道德哲学”里面来。这样，我们对道德概念的理解开始偏离康德所框定的范围。道德被理解为是演化的，而不再是柏拉图式神圣“理念”在人间的实现或“实践理性”。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动物行为学者，都回到了达尔文的立场，他们认为从动物道德到人类道德

4、有一个连续谱系，中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例如，在中国社会的各种场景内，章太炎指出，古人所谓“小学”，其实是学习“洒扫进退接人待物”的分寸。没有这样的“分寸”感，我们的行为就会显得“失态”。类似地，肉食类动物在幼年也要经历这样一个习得“洒扫进退接人待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未能习得公平游戏的幼兽很可能终生丧失其“社会性”，成为孤兽。概括地讲，我们的理性总必须是具体场景内的且总必须是嵌入到身体内的而非抽象或先验的。另一方面，我们的道德也依赖于情境——“场景性”与“身体性”——的演化状态而非抽象或先验的。这样，我们提出两个问题：理性是如何依赖于情境的？道德是如何演化的？并且由于对社会

5、场景的依赖性，情境理性与演化道德又是相互纠缠着的。　　第三种文化视角的提出我打算介绍的，是这样一种双重纠缠的格局：一方面是场景内的理性和判断着的道德之间的纠缠，另一方面是在符号交往过程中不断重塑着的“自我”与自我的社会认知过程之间的纠缠。这样一种“双重纠缠”，它构成我所理解的“第三种文化的视角”之下的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的主题。注意，在第三种文化的视角下，“社会认知”是理性与道德问题的核心与基础。在人文与科学之间，我们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领域里，第一种文化和第二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如沃伦斯坦在其知识社会学的若干篇文章里指出过的，始自19世纪中叶西方“社会科学”的形成时期。当时，西

6、方社会科学的理想是寻求建立能够提供“真”与“善”的统一解释的理论。各类知识对“话语权”的争夺，形成了以“叙说”为主要的知识表达方式的历史学、文学和哲学等学科，与以“逻辑”语言为知识的主要表达方式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之间的对立。随着大学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逐渐演变为被院系学科加以制度化了的资源配置和利益切割。维特根斯坦在《伦理学讲义》中论证，凡能够说出来的，都是关于“事实”的陈述。然而，确实存在着关于崇高情感的“价值”陈述。前者与价值无涉，是第一种文化的立场。后者希望表达的意义，必须基于对事实陈述的领悟、直觉和体验，并因此而常使叙说显得荒

7、诞。在第二种文化的立场看来，人文话语的意义往往蕴涵于这种荒诞之中。如维氏所论：非显荒诞而不足以昭显出叙说所欲表达的超越事实之意义。使第一种文化和第二种文化之间长期冲突得以存在的认识论前提是：（1）语言只陈述事实，（2）对语言的领悟导致了意义，（3）先在的意义体系重塑语言所陈述的事实。现代人意识到，不管如何尽量价值中立地通过语言去领悟事实，主体已经先验地预设了意义体系。在事实陈述及其意义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波普在《自我及其大脑》中所宣称的：“没有只是如此的数据”。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