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赌博管窥-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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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元时期的赌博管窥

2、第1　关键词：宋元赌博赌风关扑禁赌　赌博，按法理学的解释，是以金钱或财物作赌注，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各种形式的输赢较量后，使赌注在参赌人之间发生转移的一种行为。赌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源远流长，据《古今图书集成·博戏部杂录》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已较普遍。到秦汉时期，赌博的种类逐渐增多。此时，通称之为“博”（或簙）、“博戏”、“博揜”等。唐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赌博现象更是渗入各个阶层。赌博，作为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唐律疏议》中的《博戏赌财物》条，首次把“博”与“赌”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法律条文，这可视为赌博一词的雏形。北宋苏轼在一篇奏议中记道：“城中有开柜坊者百

3、余户，明出牌榜，招军民赌博。”[1]晏殊亦有词云：“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2]赌博一词正式形成。到明清时期，各类赌博更加活动猖獗，被称之为国粹的麻将（原称马吊）开始出现，并迅速弥漫全国，一些斗戏更是发展到高峰。鸦片战争后，一些西洋赌术诸如跑马、轮盘赌、扑克等引入中国，使得中国的赌博文化更显纷繁庞杂。赌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对这种带有病态的文化活动，历代政府均出面加以制止。对赌博处罚最为严厉者，首推宋元时期，轻者罚金配遣，重者处斩。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赌博的种类辈出，有关赌博的述作层出不穷。举国上下，上起皇帝官僚，下至平民乞丐，纷纷参加。至于辽道宗晚年以掷骰来量彩授官，更

4、是前所未有。赌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至今影响颇深。但史学界对之一直重视不够，宋元时期更是如此。查阅近年来的宋元史研究成果，仅有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的《中国赌博史》（萧梅花、郭双林著），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出版的《黑白二十四史》（杜永明主编），两书对宋元时期的赌博现象均有论述，但都局限于对当时几部赌博专著的阐述。而有关专题论文，至今亦尚未发现。本文试就宋元时期的赌博活动进行较全面的探讨，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一、宋元时期赌博的种类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打马图序》中曰：“夫博者，……且长行、叶子、博簺、弹棋，近世无传者。若打褐、大小猪窝、族鬼、胡画、数仓、赌快之类，皆

5、鄙俚不经见；藏弦、樗蒲、双蹙融，近世废绝；选仙、加减、插关火，太质鲁任命，无所施人智巧；大小象戏、奕棋，又唯可容两人；独彩选、打马，特为闺房雅戏。”[3]由此可见，宋元时期的赌博品种纷繁复杂，但多已失传且难以理解。考宋元时期流行的赌博种类，在继承隋唐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主要的赌博种类，按其用具的不同大致可分以下几类。１、球类赌主要有蹴鞠、击鞠和捶丸。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球戏发展的一个高潮。承袭隋唐以来的蹴鞠和击鞠，在这一时期得到兴盛。尤其是蹴鞠，由于得到大宋皇帝的垂青，得以迅速发展，并传入辽金。这种博戏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两队比赛以进球多者为胜。亦有二人、三人比赛，但不用球门，仅凭控球技巧

6、取胜。击鞠和蹴鞠类似，但击鞠为骑马击球，类似于马球。由于蹴鞠和击鞠对抗性太强，宋元时期在其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新的球戏棗捶丸。这是一种杖击球入窝的博戏。以击球入窝所用杖数少者为胜。此项活动场地和人数限制不大，加上当时宋徽宗和金章宗的提倡，在士大夫中得到迅速发展。蹴鞠、击鞠和捶丸本身是一项体育运动，但和隋唐时期一样，这类球戏被用来赌博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尤其是捶丸。元代出现的捶丸专著《丸经》，更是对捶丸赌法有详细的规定。球类赌由于受场地、规则等限制，一般多流行于上流社会。２、奕棋类赌主要指围棋和象棋。围棋在这一时期得以继续发展。而隋唐时期衰落的象棋，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重大的发展。由于两宋皇帝大都喜

7、欢象棋，尤以徽宗赵佶为甚，而且徽宗还用其擅长的瘦金体御书棋子。并据曹勋《北狩闻见录》载，甚至在其被掳北去时，也未忘记带上象棋。南宋时高宗赵构等帝王更是大力推广。从而使得象棋在当时得到迅速普及。原来种类众多的大小象戏（及象棋）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这在现代中国象棋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尽管在隋唐时期博弈开始分离。博戏进一步粗俗化，成为一种谋取财物的手段，奕棋则成为与琴、书、画并称的所谓雅戏。不过，这种博弈分离，在当时只是相对而言，但实际生活中弈棋赌从未中止，弈棋赌仍然是当时一种重要的赌博方式，且盛行于各个阶层之中。如前李清照的叙述，就认为大小象戏（即象棋）、弈棋均为博戏。而南宋的洪遵则更

8、是明确指出：“博之名号不同，其志于戏一也。然弈棋、象戏，家澈户晓，至双陆、打马、叶子，视明琼为标的，非图则无以得仿佛。”[4]当时，弈棋赌流行于各个阶层，文人士大夫等上流社会更是钟情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