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和文化民族主义：越境认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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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离散和文化民族主义：越境的认同性　　离散(Diaspora)和文化民族主义：越境的认同性　　（韩）白池云　　1．离散者的认同性　　以20世纪前后数十年来，由于殖民战争与内战的不断，产生了大量的移民。战争而离乡背井，隐姓埋名的“离散者”在二次大战之后经历了殖民地解放战争与“内战”。经沧桑的这些人终于在国境线得以定居了下来。接踵而来的是直到20世纪末才结束的“冷战时期”。“冷战时期”不仅维护了东亚的繁荣安定，也让这种国境线得到了“巩固”。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在“冷战时期”各领域内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情绪

2、得到了升级。不仅如此，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表现形式”不仅影响了原住民，也让这些些“离散者”　　被认可为“国民/民族”，并把它自然化。　　但是，随着去冷战，地球化时代的到来，而以国民/民族为边界的国境线发生了浮动，作为“外来人”而成为当地“国民”的离散者的认同性问题就成为了“东亚区域问题（regionalism）”的重要话题之一。“离散者”身上压缩存在着殖民经验，内战，分歧与独裁，意识形态的对立及人口流动，等等对于20世纪东亚历史中的“极端时代”的经验与记忆。从移居到定居，而经由同化和排挤而到结构以及重构认同性，通过观

3、察这些活生生的“离散者”的经历，我们可以在冷战与民族国家的系统之下把被自然化的民族主义问题重曾化，进而有可能找出可以把它结构的可能性。话说回来，在东亚“离散者”的重要性在于，虽然在世界化的趋势下，超越过境的网络（network）越来越活跃，在东亚区内，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民间，民族主义的气势没有得到丝毫的下降的这样的情况。民族主义虽然是近代的历史产物，但是不会因为世界化时代的到来而被消灭。因为，它本质上就具有模糊性和恣意性，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与局面下，总是寄生与其他媒介的用语，以“某些”民族主义形态不断地再生（E.Baliba

4、r,　　45-46;Gelner,160）。　　以此脉络来看，在近期东亚区域内，民族主义以‘文化的代码’再次出现并活跃这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看看的。无论是在普遍与特殊之间拮抗的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带着‘文化主义’色彩登场的现象，还是看似无国籍的热本大众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当中，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国民同时性的神话的现象，又或者是近一段时间以“韩国人的文化潜力”来表现的过于夸张并报装出的“韩流效果”等等都可以看出：“文化”似乎是自由进出于国境，又将各国的同质性神话再次点燃。这种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倾向，是将“文化”和“nation

5、（国家/民族）”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前提之下产生的。　　但是，如果将以文化为媒介再次点燃nation的同质性和起源问题的倾向扩展到“离散者”问题空间的话，那么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离散者”的国民认同和种族认同就是不一致，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文化”本质上就是分裂的。因而在他们的身上，“文化民族主义”的问题显得更加重层化了。即，一方面，他们置于离居住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有可能相对的边缘位置；另一方面，从跟“母国”的关系这种视野来看，由于能在超越国界的范围可以再集结种族的起源性，反而能提供一个另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契机。就是说

6、，如今的“离散者”具有双重作用：它在国境的内部，具有把在“文化”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同质化意识形态内破（inplosion）的可能，同时，在国境的外部，能重新启动这种同质化意识形态。　　笔者对于“在中韩人”，或“朝鲜族”的关心就是在这一脉络下开始的。他们由于在中，韩两国国境的内外，作为“同一者”同时也作为“他者”而存在，因此露出强调国民/民族的同质性的民族主义的盲点。也就是说，通过对在中韩人认同性的讨论，我们不仅可以发现中国民族主义之中，中华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问题之间相互矛盾地纠葛的地方，还可以看出韩国的血缘主义的，母国中心主

7、义的民族主义怎样在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中被明显地突出。而且，通过一国民族主义在内破的过程当中所重新构造出的“延边人”认同性问题，可以看出冷战时期的民族/国家或种族认同怎样被瓦解，并且重新构造起来的。　　2．“延边人”的诞生　　当今在全世界500万韩人离散者当中，“朝鲜族”就有200万之多。随着在将来要到来的南北统一时代，韩中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性升华，南韩学界对于“朝鲜族”的关心可谓是越来越大。进入90年代之后，南韩人类学界对“朝鲜族”进行研究时，普遍的倾向是：桨在中“朝鲜族”看作“居住在海外的韩国人”，即从根据“同一民族”的

8、观点起，将他们的认同性问题作为研究的焦点。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存在着担心如今的“朝鲜族”社会会失去韩民族种族性，或者强调他们依然保持韩民族种族性之类的倾向，这给我们揭示：韩国虽然在文化层面上强求单一民族，但在社会层面上却为保障廉价劳动力和劳动市场的弹性而将其排挤为“外国劳务者”，这种韩国社会所隐藏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