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融合中的宋代士人与诗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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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释融合中的宋代士人与诗僧　　关键词：士人诗僧融合　　摘要：宋代在以儒学为主导的背景下，出现了儒与释趋同的态势。宋代的士人与僧人，不但在思想上相互靠拢，而且在身份上，也趋于模糊化。一方面，是士人谈佛名理，亲践佛行；另一方面，是僧人世俗化特征愈加明显，并出现了大量与士大夫过从酬唱的诗僧。从过去遗留的历史片断中，我们或许能够窥见儒与佛交融的具体形态和社会对佛教的接受过程。　　　　宋代社会在思想方面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禅宗大行，二是儒学的新变。这两个特征也使士人与释子的存在状态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士人谈禅向佛蔚为风气，思想上也出现了向佛教靠拢的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僧人群体的世俗化特征更加明显。

2、士人与僧人，儒家与佛教，在一种独特背景中，在思想上彼此损益，在行为上相互靠拢，最终推动了宋代的思想整合与文学的繁荣。士大夫、僧人、下层士子这三个群体，在禅宗流行的大背景下有着怎样的表现？透过某些遗留的历史碎片，我们基本能够还原出儒与佛交融时的具体形态。　　　　一、求名少日投宣圣，怕死老年亲释迦——士大夫的另一种心态　　　　宋代社会的思想仍以儒学为主导。正由于此，士大夫在禅宗流行的社会中的表现，才更耐人寻味。　　宋代的士大夫普遍好佛。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在谈及佛教特别是禅宗对士大夫的影响时说：“今人不学则已，如学焉，未有不归于禅也”，“今人人谈之，弥漫滔天。”①　　宋代士大夫群体在思想方面向

3、佛倾斜，有很多是出于“求长生冀来世”的目的。宋立国之初，崇文抑武，“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五），鼓励大家“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优厚的物质生活，是士子们进取的动力。少年之时，为求名利而投孔教，以博取功名利禄；等到功成名就，繁华尽享，暮气渐生，才觉得宦海风波险恶，人生无常，佛教就成了自己的精神寄托。邵雍《击壤集》中有《学佛吟》一诗，典型地刻画了士大夫特别是那些大官僚们的投机心态：“求名少日投宣圣，怕死老年亲释迦。”无论是崇儒还是崇佛，士大夫们都有着很强的功利性。　　宋代在思想文化方面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以禅宗为象征的佛教真正地与世俗结合，

4、佛教被彻底中国化；二是士大夫地位的提升，激发了士大夫们重振儒学的信心，儒学孕育着新变。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必然和儒学发生冲突，同时也引发了一股排佛风潮。但也正是这种排佛之风，使得一些士大夫为排佛而接触佛理，并最终由对佛理的解悟而信入佛教，成为居士。如曾据相位的张商英就是一例。　　《佛祖统纪》载：　　　　张商英初仕，因入僧寺见藏经严整，怫然曰：“吾孔圣之教不如胡人之书耶！”夜坐长思，凭纸搁笔。妻向氏曰：“何不睡去？”商英曰：“吾正此着《无佛论》。”向曰：“既言无佛，何论之有？当着有佛论可耳。”商英默而止。后诣同列见佛龛前《维摩诘》经，信手开视有云：“此病非地大，亦不离地大。”倏然会心，因借归细读

5、。向曰：“读此经始可着无佛论。”商英闻而大悟，由是深信其道。②　　　　张商英之所以排佛，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最后“深信其道”，则是由于佛理。事实上，宋代许多排佛反佛的士大夫，有许多如张商英一样，一面要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一面又从内心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当时的欧阳修、司马光、二程这些初期排佛较力的人物，都有很深的佛学造诣。张商英对佛教由排到信的转化，也正好说明了儒释在当时的互融情形。　　宋代士大夫，还有许多是由于宦海风波、人生磨难，为追求精神的解脱而入佛的。在宋代推行变法的王安石，本来思想就是融合三教的。在变法失败后，又遭遇了一连串的人生剧变。自己最钟爱的儿子王雱死去，新法又被守旧

6、派悉数推翻，再加上保守派对自己的攻击，使他对政局心灰意冷，在思想行为上彻底归于佛教。他的《读〈蜀志〉》一诗，表达了他对所谓功名事业的沉痛反思：　　　　千古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　　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　　　　联系他前期的不恤人言、锐意进取，不能不感叹王安石转变的彻底。辞官之后他不但亲践佛行，妙解佛理，还劝导已嫁的长女读佛经。王安石长女封蓬莱县君，多才多艺，工诗。父女之间常有诗作往还。《次吴氏女子韵二首》就是王安石对女儿诗的和作。其二曰：　　　　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忆家。　　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　　　　王安石在诗中劝女多读《楞严》，了知诸缘如幻之义，并含有

7、对她证得佛果的期许，语气简直就像佛教徒之间的相互劝勉。虽然他入佛是由于政治的失败，但他对佛教的信仰是真诚的。　　王安石深悟佛理，相信佛家轮回因果之说，深自体悟实相无相之理，并有《拟寒山拾得诗二十首》以劝世自勉。这二十首拟作，大都浅近质直，用通俗的语言阐述佛理。如他的一首拟作：　　　　我曾为牛马，见草豆欢喜。　　又曾为女人，欢喜见男子。　　我若真是我，祗合长如此。　　若好恶不定，应知为物使。　　堂堂大丈夫，莫认物为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