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效率的因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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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约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效率的因素何在进入新世纪以来，高速运行的中国经济列车虽然遇到了许多问题和矛盾，但仍然保持高增长、低通胀运行，宏观大局基本平稳，获得了国际经济界的很高评价。这里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成绩。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了，随着政府调控操作的持续和深入，调控效率也出现了种种不如人意的情况。无论是政府基本取向的调控，例如积极提高内需的增长拉动;还是针对部门领域的调控，例如控制房地产价格过高增长;抑或是货币工具的调控，例如提高利率控制投资过热趋势、调整汇率水平，等等，调控效率的到位水平都存在种种问题，有些政策甚至迟迟未能奏效。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宏

2、观调控效率遇到了既定增长结构的刚性制约。这种增长结构制约就像一个屏障，把调控政策的可能性效率限制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以下仅从四方面进行分析。数据分析表明，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明显向工业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倾斜，居民收入项目的增长相对缓慢，这是一个对调控政策效率具有基本性制约的重要因素。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是影响和制约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基础性因素。由此，我们选择了国民收入中具有代表性的三组重要项目：工业企业利润、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城市单位报酬和城乡居民收入，对它们1998年到XX年的平均增长水平进行了综合比较。统计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XX年，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在不同领域呈现出明

3、显的差异。这8年的平均年增长水平，工业企业利润的年均增长为％,高居榜首；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年均增长分别为％和％,也具有相当高的增长水平；城镇单位劳动报酬的年均增长为％，远低于前两项的水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年均收入增长分别为％和％，居于同期最低位。GDP的同期平均年增长为％。从积累角度考察国民收入增长结构，这也同时可以显示为是社会财富的增长结构。另一项有关对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比重的研宄数据，也为上述状况提供了一种印证。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1978年到1983年，劳动所得比重从%上升到％，之后从1983年到XX年持续下降，其中只在1993年到

4、1996年中略有上升，XX年的比重为37%，比1983年下降了个百分点。这项研究数据还显示出，同期内资本收入在国民经济分配中比重是持续大幅上升的。1978年，以经营盈余和折旧资本所得及生产税净额为代表的资本收入，在GDP的比例为％，XX年上升到％，加上其他因素，资本比重实际上升了大约20个百分点。这种国民收入增长结构和社会财富积累增长结构的状况，首先决定了政府管理当局最希望“提高内需拉动”，即较大幅度提高社会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拉力，是很难真正奏效的。1990年到XX年的15年间，国内投资率的年均增长为％，同期消费率的增长只有％。1980年一1990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为62%,之后

5、逐步下降，H年仅为％。1991年，居民消费率为％，XX年下降为％。这种情况，显然是上述国民收入增长结构状况的必然结果。因为，维持宏观经济高增长的主导力量，肯定只能是投资而不会是社会消费。经济分析的基本学理告诉我们，拉动消费增长的第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就是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状态，而可供分配的国民收入在一定时期永远是一个定量，当资本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大幅持续提高时，就决定了国民收入用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不可能太多。资本收入持续增长，特别是工业企业年均利润增长％的高位水平（尽管不同行业表现出差别），也足以解释为什么货币当局屡屡用提高利率来抑制投资过快增长而屡屡收效甚微。在如此高水平的企业利润增长激励

6、下，降低25个或27个基本点的利率调节，或者再高一点也罢，对企业投资冲动不可能起到具有实际约束力的降温作用。再者，反过来说，有这种高水平的利润增长激励，企业又有什么理由要紧缩自己的投资活动呢？居民家庭收入的等级结构差异越拉越大，中等和中高收入层的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中低收入层的增长明显迟缓，这就使当前一些涉及消费活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从XX年到XX年，按照国家统计局五等份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统计：高收入、中高收入、中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的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收入增长，分别为％、11%、％、％、％。在这里，不但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之间的增长差距有3倍之多，而且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

7、三个阶层，同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层的平均差距也相当明显。据有关方面统计，XX年中等收入的居民家庭在XX年的年平均收入已经达到470⑻元，低收入家庭只有13000元，相差倍。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中低收入阶层则明显增长迟缓。这种社会收入阶层的明显分化，常常使我们目前看到一些涉及消费活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甚至进退维谷。这里仅以政府有关部门对房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