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汉语修辞史研究方法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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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文献钱钟书汉语修辞史研究的方法论思考※l傅惠钧（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摘要]本文从方法论角度探讨钱钟书的汉语修辞史研究，文章分四个部分：修辞史研究与修辞学史研究相结合；专书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现象描写与原因解释相结合。[关键词]钱钟书汉语修辞史方法在我国传统的修辞研究中，“史”的意识是比较薄弱的。修辞学家多致力于修辞理论的探讨、修辞现象的描写和修辞学体系的建立等，对于修辞史的研究则很少涉及，因而成果不多。即使有所论及，也往往散见于各种文论笔记或修辞学著作之中

2、，所论多为随感而发，不成系统。而钱钟书先生的修辞学研究，却别具一格。在他的整个研究中，“史”的意识特别强。他在《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著作中，每论及一种修辞现象，除了从本体上进行阐述以外，往往从史的角度进一步讨论，指出某一现象、方法或技巧的源流，梳理其历史发展的脉络。他的这种努力对汉语修辞史的研究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对此我们将作出全面的探讨。这里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谈谈钱钟书汉语修辞史研究给我们的有益启示。一、修辞史研究与修辞学史研究相结合宗廷虎先生在《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①中说：“修辞

3、史研究的是修辞现象或修辞手法的演变发展史，修辞学史研究的是修辞思想、修辞评论以及修辞学的演变发展史，两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研究后者要对前者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甚至要建筑在前者的基础之上。”这是立足于修辞学史研究而言的。若立足于修辞史研究，我们还应说，修辞史研究同样需要对修辞学史研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钱先生对修辞史的探讨往往与对修辞学史的探讨相结合，既对修辞现象本身作追根溯源的考察，同时将对这种现象研究的成果一并带出。这既有利于加深对修辞现象演变发展的认识，也能有效推动修辞学史的研究。例如《管锥编

4、·周易正义》对“兼言（并及）”格的讨论。《系辞》上云：“吉凶与民同患”。钱先生先引《正义》曰：“凶虽民之所患，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故老子云‘宠辱若惊’也”。同时指出其“实误解之强词”。又引《系辞》上“润之以风雨”《说卦》则曰“风以散之，雨以润之”以证此解之误。并指出：孔氏非不晓古人修词有此法式者，《左传》襄公二年：“以索马牛皆百匹”，孔《正义》：“牛当称‘头’，而亦云‘匹’者，因马而名牛曰‘匹’，兼言之耳。经、传之文，此类多矣。《易·系辞》云‘润之以风雨’，《论语》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

5、云：‘大夫不得造车马’，皆从一而省文也。”孔既知斯理，却不省本处亦因“凶”字而并“吉”曰“患”，乃是千虑一失。他还指出：孔平仲《珩璜新义》云：“宋玉《赋》‘岂能料天地之高哉’，地言‘高’不可也；《后汉书·杨厚传》‘耳目不明’，耳言‘明’，不可也”；是不知颖达所定“从一省文”之例，数典而忘祖。他还引用了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论《诗》、《书》中“陟降”或以“降”为主而兼言“陟”，或以“陟”为主而兼言“降”的现象，指出王氏的看法其实与孔氏的论述是一致的。钱先生还举了大量的其他例子及其有关或正或误的评论。这种研究，既是

6、对“兼言”本质的研究，亦即修辞学本体研究，又是对“兼言”研究历史的研究，亦即修辞学史的研究，同时更是“兼言”期刊文献现象史的研究，亦即修辞史的研究，是一种综合的研究。再如《管锥编·毛诗正义·泽陂》对“音义双关”的探讨：“有蒲与蕳”；《笺》：“‘蕳’当作‘莲’，芙蕖实也，以喻女之言信”；《正义》：“莲是荷实，故喻女言信实”。按苟如郑、孔之解，则六朝《子夜歌》之“莲子何能实”、《杨叛儿》之“眠卧抱莲子”等，肇端于是矣。古乐府“黄蘖”、“石阙”、“牛迹”之类……莫非莲“实”示信“实”之类，音义双关也。冯犹龙所辑《山歌

7、》中，触处皆此例。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六考论乐府诗“引喻”，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四考论“双关两意诗”，翟灏《通俗编》卷三八考论“风人体”借喻，均未溯《三百篇》。《论语·八佾》宰我答哀公问社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安国注斥其“妄为之说”；刘宝楠《正义》：“何休《公羊注》又云：‘松犹容也，想见其容貌而事之；……柏犹迫也，亲而不远；……栗犹战栗，谨敬貌。……’皆本此文而附会之。”《礼记·昏仪》：“妇见舅姑，执笲枣、栗、腶修”，郑玄注引何休曰：“妇执腶修者，取其断断自修饰也”；《白虎通·瑞

8、贽》说：“枣、栗”曰：“又取其早起战栗自正也”；与说社同一机杼，正亦“双关”之“风人体”也。他还说“以物名‘作机警’，屡著于经、史。后世戏曲小说中犹多。”同时举了《三国志》、《世说新语》、《儿女英雄传》等大量精彩用例，分析其不同用法。将这一用法历史发展的面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作者在分析修辞现象时有意识地引用了《笺》和《正义》对于《诗·泽陂》的有关解释，《论语·八佾》宰我答哀公问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