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转向及其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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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转向及其重写　内容摘要：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重新审察，构成了全球化语境下当代社会理论的前沿话题。无论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还是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都凸显出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的重大转向：1、全球化促进了全球性交往与普遍联系，促使现代性开始超越民族—国家或某一文明圈的界限，从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转向全球多元一体的现代性；2、全球化引发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和文明模式的碰撞，使现代性从工业化社会单向度、单调的现代性转向多向度、复调的现代性。3、全球化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与风险，使现代性由一种确定性的规划变成不确定性的探险，这要求

2、实现从简单素朴的现代性转向反思自省的现代性；4、全球化针对现代性的后果还促进了人类的全球主义意识，由“工具合理性”的独断走向“交往合理性”的共识，从现代性的“独白”转向现代性的“对话”，从现代性的批判转向现代性的重写。总之，全球化的冲击导致现代性的路径发生复杂的走向，既有传统现代性的某种断裂又有新现代性的生成，是终结与开启、解构与建构的辩证统一。全球化为现代性的解构、变异、跃迁、重写提供了各种可能的空间，使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东方与西方、全球与本土之间进行新一轮的交锋与融合，为现代性的多向度发展与创新注入新质。这样就使现代性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改变着自身的质态与结构，既保留

3、传统社会的基质又吸收后传统社会的新质，既有与全球化相互涵容、相互顺适的因子，又有与之相互反驳、相互矫正的成分，从而使现代性与全球化之间因充满张力而出现一种辩证的互动。全球化引发了现代化的路径转向，全球性启示着现代性的当代重写，这种转向与重写不能仅从现代性自身的理论困境出发来理解，只有从全球化社会变迁的新语境出发，才能真切地把握现代性的范式变革与发展命运。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重新审察，已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前沿课题与紧迫任务。无论是哈贝马斯从理性主义批判传统出发“重建现代性”也好，还是利奥塔从后现代主义解构立场“重写现代性”也好，抑或是吉登斯从“超越左

4、与右”的第三条道路“反思现代性”也好，但都清楚地表明当代社会理论家在全球化情势下对现代性命运的关注，其共同的理论旨趣都是针对现代性在现代化演进中呈现出的危机与困境而进行的“重写”。在此，反思、解构与重建应当被视为“重写现代性”的不同侧面。这种“重写现代性”的深层冲动不只是由现代性自身的理论困境引发，更重要的是来自全球化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现实冲击。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引发了现代化的路径转向，全球性启示着现代性的当代重写。因此，本文尝试初步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现代性发展的命运，以揭示全球化与现代性转向及重写之间的深层关联。　　一、现代性的启蒙理想及其悖论　　现代性作

5、为欧洲启蒙时代的文化成就与精神产物，是在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历史文化变革中形成的新时代意识。“自18世纪后期开始，一种新的时代意识在西方文化中产生了。在基督教的西方，‘新时代’指末日审判才会出现的未来，自18世纪开始，‘现代’意味着一个人自己的时代，一种现在。”[1](P27)这种现代性意识表明，“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方案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的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项方案亦有意将每一个领域的认知潜能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些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来合理地组织日常的社会生活。”

6、[2](P17)在编年史上，人们往往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看作是现代性开始的标志；然而在社会思想史上，学者通常把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的真正开端，因为在启蒙思想中，现代性的启蒙理想才正式被确立下来。　　现代性启蒙理想主要是由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和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哲学来共同奠基的，它确立了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意识和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并以之为支撑牢固地建构了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原则。黑格尔指出：“现代世界的原则是主体性原则，即所有呈现在理智总体中的本质因素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存在的权利。”[3](P43)这一现代世界的主体性原则，是经由笛卡尔开启的“我

7、思故我在”的主体性转向后，通过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对现代性启蒙思想加以批判总结而得以确立。福柯在分析“何为启蒙”时指出，康德的批判标志着“现代性”的开始。哈贝马斯在关于现代性的演讲中也指出：“康德关于形式分化的理性概念恰恰意味着现代性理论。现代性是以拒绝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为典型形式的实体理性，并相信程序合理性以及它能给予我们对客观知识、道德实践的智慧和审美判断等三个领域观念的可信性和能力为标志的。”[4](P40)主体性原则是人类走向觉醒和自由解放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升华凝结成的现代性总的启蒙理想，它一方面反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