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性”的意识形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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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学性”的意识形态功能【关键词】文学性/意识形态/审美效果/普遍法则/文学惯例“文学性”纷披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普遍主义意义上的“文学性”还是历史主义观念中的“文学性”，不仅学术理论、媒体信息等领域所弥漫的“文学性”而且文学中的“文学性”都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体现在：审美效果遮蔽现实矛盾、本质追问预设普遍法则、文学惯例彰显统治地位。文论大视野“文学性”纷披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随着20世纪语言学对各个学科的渗透，“文学性”不再成为文学的特有属性而成为众多理论的共性。在当今的社会意识中，“

2、文学性”不仅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美学概念，而且渗透到文化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积极参与社会历史的生成发展，并成为诸多领域潜在的统治性因素。虽然当今学界对“文学性”内涵的界定存在普遍主义和历史主义两种基本倾向，前者持守本质主义的立场，认为“文学性”是文学的本质特性，是文学区别于政治、经济、军事、新闻、其他艺术的根本特性，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核心和标志；后者力主反本质主义的观念，不仅认为“文学性”因“文学”的定义、文学的边界随时代变迁而显得极为复杂和不确定，而且确信“文学性”已经弥漫到学术理论、媒体信息、日常生活

3、等各领域之中。但是，笔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意义上的“文学性”都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功能。　　　　一无论是普遍主义对“文学性”恒定本质的界定还是历史主义对“文学性”固有属性的否定，他们所坚持的“文学性”内涵中都具有通过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情达意而产生强烈的审美效果之意。而这种作为社会现象的审美效果，实际上产生于广阔的知识空间，是深层的社会关系的表象和符号，遮蔽了现实中的诸多矛盾。首先，现代的知识谱系将文学划归为艺术，使审美特征被确立为“文学性”的题中之义。如果说普遍主义所主张的“文学性”指的是文学文本别于其他文本

4、的独特性，那么这种独特性就是将文学的外在形态看作是进入文学内在的文化性世界的桥梁和门槛，“文学性”就主要存在于由作品的语言层面而指向的文学意象。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看来，文学语言正是对日常语言的颠覆和变形，也就是“陌生化”。“陌生化”使文学形式成为复杂而深刻的内容的凝聚物，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成为“一种有意义的结构”。马尔库塞的“美学形式”论对文学性以审美效果遮蔽现实矛盾的实质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他认为，艺术的特质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内容变成了形式；艺术的手段不是顺世从俗地反映现实的直接性，而是形式对于既

5、定现实内容的超越作用和疏离效果。“在审美的形式中，内容(质料)被组合、整形、调整，以致获得了一种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材料’或质料的那些直接的、未被把握住的力量，可以被把握住，被“秩序化”。形式就是否定，它就是对无序、狂乱、苦难的把握。”[1]在他看来，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的，而艺术以其形式——由审美形式所构筑起来的艺术世界能对既成传统的经验、意识、感觉起破坏作用，这种破坏作用达到的审美效果也就遮蔽了现实矛盾。其次，历史主义主张文学的定义总是随时代而变迁，“文学性”的内涵也就处于流动多变的过程中，它在历史的演

6、进中不断融合新的时代、社会、意识的特征并逐渐形成每一历史时期“当下的”文学观念、也就是说当下的“文学性”已经远远突破了文学文本的独特本性即审美性，渗透到社会的一切领域，积极参与社会历史的生成发展并成为诸多领域潜在的统治性的因素。美国学者卡勒就曾深入揭示了“文学性”对20世纪的理论运动显著参与和文学性统治的事实：修辞装饰了理论话语。他说：“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别的样子。”[2]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历史话语传统上将叙事或讲故事描绘成再现的观念受到了强力挑战，海登·怀特说，“叙

7、事绝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清晰的再现事件——不论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事件——的中性媒介。它以话语形式表达关于世界及其结构和进程的清晰的体验和思考模式”[3]；亚理斯多德早就提出，政治就是修辞，修辞的功能“不在于说明，而在于发现存在于每一事例中的说服方式”[4]。众所周知，经济学堪称“最硬的”社会科学，但是，有西方学者在列举了经济科学中大量的“文学性”事实之后说，“经济学家是不证自明的语言表演者，而对她的表演可以用文学批评家肯尼思·伯克的戏剧概念来予以讨论”，“经济科学家用了许多装备进行说服，就像一个大庭广众之上的演

8、讲者”，“科学的最终产品——科学论文——是一种表演。”[5]由是观之，无论是历史学、政治学还是经济学中的“文学性”实则是通过煽情、通过减弱对文本之外的指涉性而达到审美效果。这种审美效果具有疏远生活、抚平现实、弥补矛盾、建构意义的作用，也许“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于它的激情”，“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就在于诱发情感”[6]。　　　　二对“文学性”的本质追问必定为文学预设某些普遍的法则，从而使文学彰显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