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底层关怀的几点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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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述史底层关怀的几点领悟　　让底层人发声的重要性　　随着时代变迁，人类对历史的记载与传承经历了由结绳记事的物传到话语表达的言传，再到文字发明后文传的过程;步入现代社会，录音笔和摄像机的出现，使得对历史的记录又增加了音传和像传。但就记录面而言，自阶级社会以来，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被记录的历史大都是统治阶层、社会精英和政治方面的活动，对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则较少关注，有之也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在现代民主政治及新史学观念的启蒙推动下，记录底层人的历史、让底层人发声已融入实践并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这对当下中国

2、治当代史尤其是中共历史，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底层人开口会使高大上的党史不再悬空。历史本是合力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于党和国家发展战略及社会稳定的需要，高层通过制定政策调控整合社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相关历史的书写不能如此简单。因为中共历史被赋予了资政育人的功能，应着这样的担当，高层怎样制定大政方针，各地如何贯彻落实，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互动等，上下结合、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需要尽可能地复原和呈现，通过求真务实的历史书写，为资政育人夯实根基。若没有多方面的观照和启发，

3、人们便难以做到换位思考;缺失了感悟，育人也就成为空话。　　然而，一如传统史学、传统党史更多时候受精英政治影响，所书写的大都为线条单一的高层政治及领袖人物。对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胡绳有过评论。针对主流研究部门写党史多半都是会议史，写法基本上是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的状况，他提出：应该多写人民群众，总是写政治、写政策，最后没有写到具体的人，没有落到人民群众的感受和社会具体的变化身上，所谓的政治就成了悬在空中的东西。　　可见，让底层人开口，呈现普通党员和非党员群众在党的政策形成、贯彻落实中的互动与博弈，尤为必要。以

4、新中国成立不久颁布实施《新婚姻法》为例，传统党史记述的都是旧式不合理的婚姻家庭关系受到冲击，爱劳动、爱学习、爱进步的新家庭大量涌现，即不要钱、不要地、就要找一个好女婿，翻身的广大农民已深深地体会到主人翁精神。这种基调事实上过于单一。　　若让民众实实在在地表达其所感所知，历史的面相即刻变得多重而复杂。具言之，诸如由嫌农爱工(农村女性择偶观一工、二干、三教员，宁死不嫁庄稼汉)引发的男青年的恐慌等问题就会浮现出来，并最终导致离婚率升高，与政策初衷相悖。不仅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引起高层的担忧。与此同时，在广大乡村，各乡镇纷纷

5、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区村干部干预、调控家庭、婚姻的做法重新被予以承认。在短短三年内，《新婚姻法》在离婚问题上由颁布之初的放到收的调整，正是底层民众各取所需、竞相博弈而使然。　　总之，通过普通人的讲述，历史不再是我挥手、你跟随般的单调，高大上的党史也不再悬空。这种上与下结合的历史，主干与枝蔓兼具，有血有肉，丰满充实。　　其次，底层人讲述有助于抢救与留存历史。　　众所周知，历史不是自我呈现，而是被叙述表达的。表达历史的记忆主体，会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限制。一是局限于自身条件，贫病交加能减损记忆，死亡更是将个体记忆轻而易举地抹

6、去;二是局限于社会环境，前已述及，长久以来底层人的话语权被遮蔽甚至被剥夺，久而久之，他们便形成了对历史的集体无意识，即存史的意识大为降低，甚至荡然无存。因此，本该留存的实物图像、文本资料等珍贵的物证被随意毁弃，对还原历史来讲，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深化当代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当下，让底层人众声表达，不仅是纠正先前所犯错误的需要，更是对稍纵即逝、不可再生的历史资料的抢救和留存。　　由于中国各地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多种多样，差异较大。即便是同一地区，也有着十里不同音、八里不同俗之别。这使得同样的方针政策，在各地贯彻落实时反映

7、出的往往是不同面相与结果，尽显了历史的复杂性。复杂多重的历史，需要借助底层人的讲述来呈现。　　做底层口述史应把握的方寸　　因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史在中国大陆起步较晚，总体看来，当下做口述史的方法仍无一定之规，要想做成做好，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艰辛的过程。而这势必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即口述历史的底线，或称基本尺度。　　这一基本尺度，口述史专家唐德刚的感悟与诠释，颇有指导意义，即访问录音只是口述历史的一部分，录音以后的回放、誊清、校对、节删、增补、考订等等，麻烦不尽，绝非现代化音像设备以及简单地我问你说或者你说我记的访谈所能涵盖。口

8、述历史既然冠以历史二字，上述底线理当遵守，如台湾口述史学者许雪姬所言，存真是口述史的最高原则。毫无疑义，做底层口述史同样要把握这样的方寸。除此之外，笔者以为，从事底层口述史研究还应着意于以下两方面。　　一是尽可能从生命史意义上来观照底层人的讲述。　　口述历史本质上是主访人与受访人合力的结果。口述历史虽是被访人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