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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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内容提要】  关于晚清“同光体”的前身,陈衍上溯为道咸年间的“宋诗派”,钱基博等则强调桐城诗派的影响。事实上在道咸年间的诗坛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宗宋风气,这种宗宋诗风是由“宋诗派”、桐城诗派和经世派共同形成的。而陈衍对“宋诗派”的推崇,则与他所持“学人之诗”的论诗主张有关。【关键词】晚清文学;道咸年间;宗宋诗风;同光体;宋诗派;学人之诗  从1883年与郑孝胥提出“同光体”之名,到1923年编辑《近代诗钞》出版,陈衍在这漫长的四十年中,通过对道咸年间宋诗派的溯源并进而将其追认为“同光体”的前身,逐步完成了“同光体”在清代诗史中的自我定位,同时构建起一个相对完

2、整自足的诗论体系。这一诗论体系自确立之日起,就对当时的诗坛及其后的文学批评史的叙述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他对道咸诗坛以汉学家为主的宗宋风气的描述,更成为后来论诗者划分“宋诗派”的重要依据。但在具体论述上,陈衍的诗论也曾遭到过各种质疑。其中,在追溯道咸年间的“宋诗派”为“同光体”的前身这个问题上,钱基博等人的不同意见持之有据,与陈衍诗论形成一种张力,且颇具挑战性。一、论诗分歧:学术之争和地域之分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的描述与陈衍大致相同,谓“道光而后,何绍基、祁藻、魏源、曾国藩之徒出,益盛倡宋诗”。〔1〕(P40) 但与陈衍自程恩泽、祁藻上溯至嘉道

3、间的钱载不同,钱基博是从曾国藩上溯至桐城姚鼐,认为曾国藩“诗自昌黎、山谷入杜,实衍桐城姚鼐一脉”,指出晚清“同光体”的诗学门径是由桐城古文家姚鼐开出的。在为陈衍八十大寿所作寿序中,钱基博对陈衍之诗有一番持平公允之论,但文中又借赞陈衍之文“不规规于桐城”之机,对桐城诗派作了更进一步的梳理:“桐城自海峰以诗学开宗,错综震荡,其原出李太白。惜抱承之,参以黄涪翁之生崭,开阖动荡,尚风力而杜妍靡,遂开曾湘乡以来诗派,而所谓同光体者之自出也。”〔2〕(P2169) (《陈石遗先生八十寿序》)并且谓陈衍《近代诗钞》之选,欲“开户牖,设坛坫”,而因“嗣响无人,遂贻论同光体者以数典忘祖之讥”,

4、表面上夸陈衍之文,暗里却是驳陈衍的诗论,所以被人说“不无弦外之音”。〔3〕(P155) 在作于次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四版增订识语”中,钱基博再次将此意拈出,谓“诗之同光体,实自桐城古文家之姚鼐嬗衍而来”,并称此意“自来未经人道”。可见钱基博对自己这一说法的重视非同一般,简直视为自己的独得之秘。而这背后,其实也有对陈衍诗论的非同一般的重视。钱基博这一论点又在另一位钟情于清诗的诗论家钱仲联那里得到了响应。钱仲联1934年受聘到无锡国专教书,时钱基博与陈衍都在该校任教。受陈衍影响,钱仲联于1935年开始撰写《梦苕庵诗话》。对于清诗,钱仲联自谓与陈衍崇尚不同,“对近代诗人最佩服

5、的是黄遵宪、丘逢甲、金天翮三家”,〔4〕(P31) 故于陈衍《近代诗钞》,钱仲联曾颇有微词。但对《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仍称其“衡量古今,不失锱铢,风行海内,后生奉为圭臬。自有诗话以来所未有也”。〔3〕(P140) 《梦苕庵诗话》中提到陈衍八十寿诞的盛况时,特于钱基博寿文中录其有关桐城诗派的见解,并谓:“此一段议论,余亦主张。前曾于诗话中发之,惟尚不及此之详。”〔3〕(P155) 二钱与陈衍的论诗分歧,主要是因为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其中大致有着清代学术上汉宋之争的影子。陈衍标举的是“以学问为诗”的“学人之诗”,所关注的是道咸年间京师汉学家圈子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如祁藻、何绍基,以

6、及同出程恩泽门下,以朴学著称于世的郑珍、莫友芝等人;而钱基博强调的是在道咸年间以理学名臣著称的曾国藩“诗嗜黄庭坚”所产生的影响力。曾国藩为文私淑姚鼐,登高一呼,使桐城古文有以中兴,所以钱基博之溯源“以文为诗”的桐城诗学,也有其充分的理由。应该说,溯源“同光体”的前身,当道咸年间,宋诗派与桐城诗派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惟用“以学为诗”和“以文为诗”可以大略勾勒二派之异。除了学术之争外,地域之分也影响到学者论诗。钱仲联的《梦苕庵诗话》以“清代诗风,浙派为盛”作为论诗角度,在浙派中着力推举“同光体”中的沈曾植,认为“其学术自群经诸史道藏佛典边徼地理诗词杂艺,无一不造精微。以

7、性不好名,不自表,世但知其为书家为诗人而已。然即以诗论,亦属第一流,晚清名家,无能驾其上者”。〔3〕(P43) 不同于陈衍之称沈曾植“能为同光体”,钱仲联以之与袁昶并称为“晚清浙中二杰”,谓二家“皆能以汉、魏、晋宋为根柢,而化以北宋之面目者”。〔3〕(P106) 至于时人为诗多宗散原而对沈曾植之诗“不能好之”,钱仲联的解释是“以其包涵深广,不易搜穷故”。〔3〕(P61) 又说:迩来风气多趋于散原、海藏二派,二家自有卓绝千古处。散原之诗险,其失也琐碎;海藏之诗精洁,其失也窘束。学者肖其所短以相夸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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