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晚期的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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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北宋晚期的士风  士大夫作为北宋时期的执政阶层,其风气与状态究竟如何,关乎北宋王朝的盛衰成败。难怪不少学者对此格外予以关注,至于其估计则很不一致,力主北宋士风极坏者有之,称颂北宋士风甚美者亦有之。然而这类通论性的论断难免欠周延。长达160多年的北宋时期,不同阶段士风有别,乃至迥异。本文仅以北宋晚期的士风作为考察对象,认为当时士大夫阶层已堕落甚而至于无耻,而这正是促成北宋王朝覆灭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实,早在北宋王朝覆灭之初,当时人便不止一次地指出:“宣(和)、靖(康)间,误国者皆进土及第之人”(1)(卷一百二十七,绍兴九年三月

2、已亥)。    一、隐逸与奔竞的风气  无可否认,即使在北宋晚期,仍有志在天下、敢说敢为的士大夫,如人所熟知的李纲、陈东和欧阳澈,然而他们实属凤毛麟角。当时在土大夫中颇为盛行的隐逸与奔竞之风,即是北宋晚期士风极坏的明证。人们论及北宋的隐逸之风,往往着眼于初期的陈抟、种放、魏野、林逋四大隐士。其实,此风在中期虽然明显减弱,但到晚期又特别盛行。如大致生活在其时、被称为“南剑三先生”的理学家都有隐逸行为,杨时杜门10年,罗从彦筑室山中,一生未曾入仕,李侗“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余四十年”(2)(《延平先生李公行状》)

3、。在被称为“江西诗派”的26位诗人中,除两位僧人之外,至少还可以举出10位是隐士或曾隐居之人,如潘大临、谢逸、谢※、饶节、林敏修、林敏功、李彭、晁冲之、江端友、王直方(3)。可见,隐逸者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所占比例较高。虽未列入“江西诗派”、但与李彭齐名的苏庠也隐居庐山,“以琴书自娱”。(4)(《李彭传》)。比潘大临等人名声更大的词人贺铸在徽宗时,“退居吴下,浮沉俗间,稍务引远世故”,自号“庆湖遗老”(5)(《贺公墓志铭》),“杜门将遂老”(6)(《贺铸传》)。早年深受苏轼赏识的李昭※,从崇宁初年起,“居闲十五年,自号乐静先生”

4、,宁肯与书为友,不愿与人为朋。他将书画储于十囊,称“燕游十友”。其《燕游十友序》云:“与今之人友,或趋附而陷于祸。吾宁与十者友,久益有味也。”(7)(《李昭※传》)  隐逸者多,与政治黑暗、天下将乱的时局关系极大。如邵雍果真早在北宋中期使预言:“世行乱,蜀安,可避居”(7)(《邵伯温传》),实有危言耸听之嫌。而士人黄安时在宣和年间所说:“乱作不过一二年矣”(8)(卷四),已是不少士大夫的共识。“时天下多故”,人们普遍认为:“事至此必败”(7)《杨时传》)。问题在于:面对这一危局,是奋争还是躲避?不少土大夫不是选择前者,而是选

5、择后者。至于隐逸的具体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遭受政治迫害所致。如饶节先退居山中,后削发为僧,更名如壁,自号倚松道人。他还只是遭受挫折,晁补之则是受到迫害。他罢官后,“尤好陶渊明之为人,其居室庐、园圃,悉取渊明《归来词》名之”(9)(《晁太史补之墓志铭》),自号“归来子”。有的由于怀才不遇而退隐。如谢逸兄弟虽“博学,工文辞”,但“举进士不第”。他们“以琴奕诗酒自娱”(4)(《江端友传》),谢逸自号溪堂,谢※自号竹友,以布衣终其生。有的因为不满现实而遁世。如唐恕、唐意兄弟目睹“群阉恣横,凌驾缙绅”,“即相约弃官归乡里,杜门不复出

6、”(10)(卷下),唐意饿死江陵(今属湖北)山中。江端友与其弟端本,隐居于开封东郊封丘门外,躬耕蔬食,“蔡京欲辟之,不能致。”(4)(《江端友传》)他曾作《牛酥行》诗,揭露盛行于官场之中的行贿受贿歪风。照此看来,江氏兄弟归隐田野,也是出于对政治黑暗的极度不满。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或许是遵从夫子遗训,朱敦儒在北宋晚期远离城市,自号岩壑,隐居山林。他说:“糜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7)(《朱敦儒传》)有的由于避祸远害。据《宋史·隐逸传》载,南安(今属福建)翁避乱山野,“种园为生”,“十五年不出”。杨

7、可试、可弼、可辅兄弟三人躲避于洛阳山中,据说此间是个类似于“桃花源”的去处,“惟计口授田以耕以蚕,不可取衣食于他人”(11)。有的原因不详,大致是多种因素兼而有之。如东川布衣崔子方“隐居真州六合县(今属江苏)”,“虽衣食不足而志气裕然,杜门著书三十余年而死”(1)(卷十六,建炎二年六月戊辰)。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刘卞功“筑环堵于家之后圃,不语不出者三十余年”,“独守一亩宅,惟耕己心田”。他说:“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吾无是四者,岂不快哉!”徽宗闻其名,拟召其入朝。刘卞功婉言谢绝:“吾有严

8、愿,不出此门。”徽宗“知不可在,赐号高尚先生。”(12)(卷一)这些隐士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仅就此而言,其道德可谓高尚。然而他们放弃应尽的社会责任,逃避现实,非但不利于改造社会,反而有利于腐败政权。徽宗对隐士褒奖有加,奥妙正在于此。除隐于野者而外,既有隐于市,也有隐于朝者。北宋晚期整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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