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近代儒学之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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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近代儒学之开启绪言　　儒学始于周公，成于孔子，拓于孟荀，凝于汉儒，自此而拟定儒学之内容与形态：自内容上说，儒学有内圣之学（道德心性学）与外王之学（政治实践学）两面；自形态上说，儒学有理论儒学与制度儒学两种，理论儒学中又可分子学形态之儒学与经学形态之儒学两类。两汉三国以降，儒学在内容上难有新的创造，在形态上也纯为古文经学和制度儒学，几百年下来，儒学乃僵化为一腐朽之工具：古文经学意识形态化，制度儒学亦失去对社会秩序之改良和融摄。于是到五代之时，不仅国家社会遭受一前所未有之大混乱，而人的道德也沉沦至毫无廉耻之地步，儒学亦只能靠斯文败类如冯道辈所刊刻的几本书以绵绵若存。此种种恶相，宋儒不能不深

2、切感受而寓思以解决之：于是，周、邵、张三子以西汉今文经学之天人宇宙观思想为模型，建立天道观哲学，以同时贞定住人伦道德与社会秩序两面；二程、朱子深刻而圆融的吸收儒、释、道三家思想，以更加理性的本体论之天理来建立内圣外王之学[1]；其他如王安石自建一套经学以开辟新形态之制度儒学，陈亮以事功之精神进行外王学之创新，等等；总结之，即是要以新形态之理论儒学重建制度儒学[2]。然而宋代作为中国历史由近古到前近代的重要转变时期，以上种种旧瓶装新酒的改良都不能真正开出一条全新的思路来，真正开启这条思路的是陆象山。一、从经学儒学到子学儒学　　六经之说，起自孔门，至汉代立群经博士，乃形成一经学儒学之形态。这

3、是一种诠释学的儒学，即通过对经典之解释来阐释儒学。此中又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今文经学通过阐扬经典中可资利用之思想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古文经学则进行字句之训诂以寻求经典最真实的含义。然而，今文经学终究不能脱离经典之矩范，古文经学也无法摆脱诠释学原则之困境，结果，经学形态之儒学就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矛盾凝结体。至宋代，周、邵、张假今文经之天人形态重构儒学，二程、朱子承古文经之理性精神而立本体论之天理学，王安石独建自己之经学体系，如此种种，虽各有创新，然始终不能逃脱经学中固有张力与矛盾之限制。要摆脱它，必须放弃经学形态之儒学，于是，陆象山乃重新回到孔孟时代，复兴了子学形态之儒学。　　所谓子学

4、形态之儒学，是指先秦时期作为诸子学之一的孔、孟、荀那样一种充满活泼气息和创新精神之儒学，那时对待经典是如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和孟子的“《武成》，取其二三而已”的态度。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住儒学的主旨，而不会陷入到经学的矛盾与张力中去。陆象山于是大胆提出“六经皆我注脚”的观点，从而一下子点活了在经学之盘中困走了近千年的儒学。　　陆象山认为：　　“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这是说，做学问只要能把根本端绪处明了与把握住，那么，六经不过是对我的一个脚注而已。也就是说，经学不是学问的大端，辨志、明心才是根本的。当我们能让那普遍而超验的道德本心时时刻刻发动流行后，六经就

5、自然而然的在我的生命之流中融会贯通了[3]。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这是说，六经乃是对古代能发明本心的圣贤们的各种道德行为之记述以及用此本心对各种非道德行为之谴责，所以，六经只是对那本心的一个举例证明，而我之本心之发用流行事实上也是与古圣先贤之本心的和鸣共唱。因此，六经与我是互注的关系，而说到底，究竟还是那本心之发动流行的历史记录罢了。因此，对待六经并不需采取经学的一味崇拜、字字株守态度。　　“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　　这是承孟子对待经典的态度而言，进而推广到万物。要旨在本心即是理，所以明理即是明本心，本心既明，则万事万物无不在握，更隍论六经了。　　如此等等，足见象山对六经采取的

6、是与两汉隋唐之经学儒学迥然不同的态度，而且与宋代其他儒者发掘经典新内涵之新经学也相异。可以说，他已经能摆脱经学的窠臼，并采取主体首位的态度，而不是经典首位，这样，一下子回到了轴心时代那个充满活力的年代。因此，象山给我们展示出了如同先秦诸子般的一系列特征：好辩论、不重视著作、充满创新精神和高度自信。相应的，他的心学与周、张、程、朱的思想比较起来也显得更能鼓动人心和更加活泼。　　象山虽然自己没有明说要由经学儒学走向子学儒学，但他对待经学的态度，却事实上开启并已经走上了子学儒学之路。这条路后来为王阳明及泰州后学所继承，但却因中国近代思维的整体挫折而委屈为清朝的史学儒学一派。直到现代新儒学，这条

7、子学儒学的活泼之路才重新被接续上。二、从秩序重建到主体呈现　　宋儒面临之最严峻问题，就是整个制度儒学的崩塌和外王学的困境，所以，如何重新建构秩序化的制度儒学并开拓出更新的外王学，是宋儒关心之所在。重视历史，宋儒发现，汉儒及之后那条儒者为帝王臣的路子已经走不通，那条路只能使治道沦丧而使家国天下成为人主肆意之所在。所以他们认为，必须重新建立儒者为帝王师的地位，这样，既能限制帝王之滥权并辅助其实行善政，又能使儒家理想中的三代太平之世得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