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与不说,权利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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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与不说，权利与权力　　关于“说话”的“话题”看似简单，其实很难“说”。在中国，尤其难说。　　为什么难说呢？看看中国一些大知识分子的纠结就知道了。2007年温家宝总理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正在调养中的季羡林，祝贺季老96岁寿辰。当时温总理说：“我喜欢看您的散文，讲的都是真心话。您说自己一生有两个优点：一是出身贫寒，一生刻苦；二是讲真话。对吧？”季老回答说：“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并解释说：“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季老是“国学大师”（尽管他本人不认可这项桂冠），从这段纠结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的心结。无独有偶，另一位大

2、知识分子，文学泰斗巴金，“以说真话为自己晚年奋斗的目标”，然其代表作《随想录》，用陈思和的评价来说，“巴金一向说话坦率浅易，但在《随想录》里却充分表现出高度的言说技巧与策略，或说是鲁迅杂文里所谓‘奴隶语言’的再现，暗示、象征、曲折迂回、欲言又止的文风鲜明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而且，就算巴老晚年直率地说了真话，你也不免心生悲哀：在中国生活，只有到了晚年这“一头”才能“真”么？年轻时在做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巴金先生有两句描写：“我听过数不清的豪言壮语，我看过数不清的万紫千红的图画。”显然，“豪言壮语”有淹没真话、吓倒真话之效。　　2011年4月温家宝在中南海同国务院参

3、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承认“我们鼓励讲真话”，然而“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　　讲不了真话，不想说假话，那沉默总可以吧？也不可以。　　1953年，胡适在台湾接受曾虚白访问，指出大陆上的知识分子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并由此认为“沉默的自由”是比“言论自由”更基本的人权。这段话随着新中国历史的进展，被证明为惊人的远见。1957年，知识分子被破天荒地动员“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结果却是一场“阳谋”，用今天的话说，是为了“钓鱼”。吃了苦头的知识分子懂得了“祸从口出”，暗自想不说话总可以了吧。他们没有想到，更厉害的还在后头。那就是剥夺

4、你的“沉默权”，强迫表态。　　史家雷颐先生有文曰《表态的“艺术”与“胆魄”》：“凡‘运动’一来，人人都要表态，没有沉默权；而且必须按照统一部署、统一态度来‘表态’。”这种当众表态、人人过关的方式在“文革”中发展到顶峰。如此一来，华夏大地陷入一片“万马齐喑”的失声状态，就成为必然。那个年代宣扬的是“万众一心”，而万众一心的表现，必然是“万口一辞、万言一腔”。　　韩少功《马桥词典》中，有个有意思的概念叫做“话份”，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一定份额的权利。握有话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而这种习用，到了众人连自己都不

5、知的地步。有最大话份的人，当然是当权者，他们“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会议、礼仪、演说、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　　这种话份的最好象征物，就是大喇叭。凡是对文革岁月有记忆的人都知道，曾几何时，中国每个村头，每条街道，每个车间，每间学校，每个广场，都矗立着一个个高高在上的“大喇叭”。“大喇叭”的那头连着官府衙，这头对着你我他，其最根本的功能在于向我们“喊话”。　　70年代出生的贾樟柯，他的“县城”体验，即一种中国内地小城镇的文化和社会经验，在电影《站台》中表现得淋漓尽

6、致，而这种表现，在艺术手法上，又是通过运用背景影音媒体所传达的声音和图像来暗示人物所处的历史时间，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媒介物就是大喇叭。　　无论是调看早先的影音还是翻阅国人的个人记忆，“大喇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意象，形形色色的“喊话”也早已成为记忆中的“背景音”。上海的评论家吴亮接受杂志采访，问听什么歌长大的，他答“听高音喇叭里的歌长大的”。那不是音乐，而是声音。80年代，有人开始练琴，弹钢琴和拉小提琴。到一个朋友家，把窗帘拉起来，留声机插好，那种感觉，后来人无法想象。所以，吴亮说，“我记忆中不是音乐，而是听音乐这回事情给我印象深刻”。　　大家都说一种话，都听一种

7、声音，这件状况终究不能持久。正如一众“蓝蚂蚁”终将让位给争奇斗艳的帅哥美妞，你无法把一切个人化的东西都归零。　　我们知道，在暗夜里最先睁开眼睛的总是诗人。中国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十年，我们对北岛的“我不相信”、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都耳熟能详。顾城的这首诗的名字不是别的，正是叫做《一代人》。这代人首先要发出的是自己的声音，那是多少年来被压制的声音，北岛称之为“被判决了的声音”：“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回答》)。　　我一直认为，90年代以降的中国互联网，在精神上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