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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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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出宏观经济调控新路三、宏观经济调控的酝酿、决策和实施过程1992年第一季度以后,中国经济不断升温,特别是一些违规、违纪甚至是违法的做法,造成了金融市场混乱,投资失控,物价上涨,干扰和损害了改革开放的大局。面对这样的形势,应该采取什么对策?第一种选择是听其发展,不忙采取措施,甚至认为,这是好形势,不必担心。这种选择,有可能使问题越积越多,越积越大,应对措施失去最好时机。第二种选择是采取过去使用的老办法,用行政命令进行治理整顿,全面压缩,基建项目下马,生产指标下调。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代价太大,也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环境。第三种选择是审时度势
2、,研究采用新的举措,使经济逐步降温,最终实现“软着陆”。不管选择哪种做法,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都是前提。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部级领导干部,必须认识一致,做到令行禁止。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统一认识,既是我们的政治优势,也是取得全国行动一致的重要组织保证。1996年下半年,我在同不少国家的政要和经济界重要人士交谈中国的宏观调控时,他们都认为,这是中国的政治优势,他们的国家做不到。1992年,全国各地的建设摊子都铺得很大,层层搞开发区,连乡一级也搞,到处都是大兴土木,挑灯夜战,建设的规模远远超出了国家和地方的承受能
3、力,各类市场混乱。国家计委从实际工作中已经感受到不收缩不行,但真正做起来,却有不少顾虑。主要的担心是,实行“急刹车”,对固定资产投资大砍大削,基建项目大批下马,可能见效快,但震动大,牵动面广,留下的后遗症长期难以解决。我在地方和企业都工作过,宝钢和4套乙烯项目的下马,就让我亲身尝尽其中的艰难困苦。思想工作不好做,实际问题也不好解决,给国家、企业和社会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效应,政治上也影响不好。因此,我赞成不搞“急刹车”,不搞“一刀切”,而是按照中央的指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把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发挥好、保护好,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实行区别对
4、待,做到有上有下,有进有退,进退适度。这种做法,过去没有搞过,没有经验,能否搞好心里没有底。我当时的心态是,既担心经济过热,怕温度降不下来,怕长此下去要出更大的问题;又怕措施太软不起作用,还顾虑地方的同志有意见,措施落实不下去。这些顾虑,既是我个人的,也是国家计委机关多数同志的看法。大家希望这次宏观调控能走出新路,不要有过多过大的后遗症。除了这些,当时我思想上负担更大的,还是怕对邓小平的指示理解不好,在执行中犯错误。我在前面讲过,我到国家计委工作,资历、声望,都让我背不起工作未做好的名声,也没有“资本”承担这样的名声,更得罪不起各路“诸侯”
5、,使以后的工作难做。我已听到个别省的书记、省长对我有意见,说都是我反映情况把问题说重了,促使中央下宏观调控的决心。其实这是把我高抬了。早在我到计委工作以前,中央就已一再指出经济过热,并着手研究和采取措施。我现在回忆,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酝酿、决策、实施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4个大的步骤,其中有些重要工作是交叉进行的。(一)统一认识前面已经提到,对于1992年第一季度以后出现的形势,全国上下认识很不一致。据我接触到的各级干部,首先是省部级的干部,议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为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形势的看法,究竟经济是不是过热?东部地区认为,改革开放的势
6、头很好,加快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经济并不热;中西部地区则感到发展已经滞后了,形势刚好一点,也还远未热起来,是“你热我不热”。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采取措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些措施的效果会怎样?影响不影响改革开放?第三个问题,更是普遍关心,也是最难把握的问题,就是采取措施后,会不会影响贯彻党的十四大决议和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使改革开放的势头发生逆转,经济又掉下去。针对这3个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首先是对形势的看法。1992年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标,已经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年增长速度。各地方还在争相攀比,争相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形
7、成遍及全国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没有资金,就乱设金融机构,用各种方式集资,银行之间乱拆借,造成储蓄大幅度下降,大量资金在体外循环。针对这些问题,从1992年4月起,党中央、国务院就不断地从上到下做工作。1992年4月4日,江泽民在出访日本前夕,写信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提出要善于把干部、群众的劲头和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要在深化改革上狠下功夫,避免只在扩大规模上做文章。1992年10月,中央召开各地区、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经济情况通报会,通报宏观经济中正在出现的新问题。提出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要注意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保证改
8、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1993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上海负责干部时说,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注意避免大的损失。1993年3月,中央召开各省省委书记和省长会议,讨论制止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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