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非理性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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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性的非理性疯狂

2、第1　一　　“富人和当权者也属于恶人一类，这些恶人在我们这个社会发动战争、破坏他人的生活基础、毒化大自然和人，但他们并没有蹲监狱。犯罪统计中之所以穷人多于富人是因为这样的统计是听命于富人和当权者的意识形态，是因为这样的统计没有包括破坏的全部形式”。　　在任何时候，对于统治者及其盟友、他们豢养的走狗、被他们所操纵的“单面人”来说，这句话都是无法容忍的。它是一记重拳，准确地砸向权力与金钱的绞肉机。谁控制了社会、谁霸占了社会稀缺价值资源谁就获得了制定社会的游戏规则的权力。这些游戏规则由他们加以解释、为他们服务，并且随时可以废除并扔进垃圾堆。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怀疑

3、和批判之刀伸向统治的内部机体。同样，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那些由权力和金钱的意志所编造的公正、中立、自由的弥天大谎不在它面前彻底分崩离析。　　但无论如何，并没有谁将这些“恶人”看成神经病。只有在心理分析的视野里他们才呈现出病态。他们通过各社会权力机构和暴力机器所犯下的罪行背后站着的都是人类的理性法则。这些法则谋得了合法的地位。而一种非理性的疯狂、一种内心严重畸变、一种由人性的丧失和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支持依据的湮灭所产生的破坏欲和毁灭欲则在社会和历史的喧嚣中渗入了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这个“文明体系”的机体，并在人性的丛林里像野狼一样伏击着心灵仍处于蛮荒状态的人们。　　说这话的

4、人既不是实践上的革命者，也不是理论上的“左派”，当然，他也不可能是“右派”。他叫阿尔诺.格鲁恩，一位流亡于美国，后又居住在瑞士的德国人，一位心理分析学家。这句话出自于他的一本总共只有13万字的书：《常态下的癫狂》。二　　心理学意义上所谓的“理性的非理性疯狂”，自然指的不是精神病学上关于某种精神病的临床诊断。这种疯狂本质上不是人在心理上彻底退回自身，从精神上断绝与世界的联系而导致的意识的混沌状态。它只是一种性质上的词语“借喻”，更多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中早就指出贪婪、占有欲等也是一种病态。而弗洛姆、霍妮等人则进一步指出：这种病态的实质就在于外在的社会文化

5、环境扭曲了人的人性，导致了他的人格结构的畸变；他本可以沿着他的生命潜能指定的道路成长，但在外界无处不在的具有压迫、奴役功能的指令的控制下，他失败了。文化可以致病，这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恰恰需要文化的支撑，或者说，我们的存在就体现为具有了何种文化形态所规定的存在属性所展开的方式之中。这就意味着，疯癫不仅仅表现为一定的生理――心理结构的畸变，它更表现为一定的社会――文化结构的病态。它是一个统治型的社会在权力的压迫与奴役指令下的渗透于法律、文化、道德等等领域的病态化表征。　　世界的荒谬在卡夫卡等人的笔下栩栩如生。颠倒、悖谬、荒诞、异化与人类如影随行。既然界定世界的游戏规则是权力、金钱，既然

6、真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与人的主观认识之间的主客体认识结构的分裂往往让大多数人的意见成为界定真理的标准，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对“正常”和“有病”进行随心所欲的编码？当疯癫远离生理－心理机制而涉及敏感的文化意识形态时，注定它的内容将遭到明火执仗的置换。关于这方面的表述可以归结为帕斯卡的这么一句话：“人类必然疯癫到这种地步，以致不疯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帕斯卡的这句话在福柯的成名作《疯癫与文明》中一开始便被他引用。福柯在这本书就像弗洛伊德曾经在他的《文明与不满》一样，对“文明”提出了抗议。如果说自弗洛伊德后文明使人致病已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那么福柯在此对疯癫的历史分析却包藏着更多

7、的苦心：他力图通过这样的一种分析探究人类理性与秩序背后的非理性因素的秘密，这些非理性因素归根到底又植根于心理学范围之内的恐惧，并且它披上了道德、医学、法律的神圣外衣。当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需要而将麻疯病人禁闭的社会机构在中世纪晚期已因麻疯病人的逐渐减少而应该自动消失时，它却并没有终结它的使命。“麻疯病人”已经成了一种威胁性的象征。它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的象征性使实体的湮灭变换了另一种表现形态又在人们心里起死回生。这是一种曾经的威胁的残存物的内化，而一旦内化它便像鬼影一样挥之不去。　　这样，按照人的意识一旦产生便不可能消失，而只能被压抑或遗忘进入无意识，并且这种无意识仍有可能对人进行

8、暗中支配的心理学原理，代表一种威胁的“麻疯病人”的符码便通过人的恐惧在社会文化、社会机构的外在投射而具有了永久的魅力。于是对疯癫的想像便是对威胁、对死亡的想像，对疯癫的禁闭便等同于关闭自身同存在的虚无化和不安全感相通的阀门。不过，随之而来的悖论是：整个社会面对的不再是真实的威胁，而是对幻觉的恐惧；人们对疯癫的禁闭将人自身当成了“他者”进行驱逐而导致一种“自我的分裂”，这种人与他人、人与外部世界的统一性的破坏又反过来导致了社会文化和社会机构的全面病态。这样，疯癫不再是一种不安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