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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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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学通向诗学的一个中介
2、第1 理学家虽然重道轻文,但孔门本有《诗》教传统,自称得孔孟道统真传的理学家,又怎能忽视儒家诗教?为了将诗学纳入理学体系中,《诗经》这部古代诗歌的总集就以其特殊的身份,成了理学家表达其诗歌观点的合适媒介。宋代理学家一方面将其改造为修身养性、阐释理学思想的材料,另一方面又借此表达了他们对诗歌创作、欣赏的观点。当理学文化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强大思潮的时候,势必对宋代诗学思想产生影响。 一 宋代理学家的《诗经》研究状况与宋代理学的产生、成熟和繁盛基本同步,也是与宋代疑经复古思潮相一致的。所谓疑经是指对汉唐
3、儒学的不满,因此要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以追复孔门圣教本旨为目的,这就是复古。在释古中开新,从而创立了与汉学并立的宋学。理学作为宋学的核心,其鲜明的学术、思想特点也体现在对传统儒家经典《诗经》的研究中。 理学开创期的所谓“北宋五子”中,由于学术理论旨趣的差异和所凭借的思想资源的不同,周敦颐和邵雍没有专门涉及《诗经》的言论,张载和二程在泛览百氏后返诸六经,尽管其理学思想的主体构造依据不在《诗经》,但对《诗经》都有言论涉及。其基本特点是将《诗经》作为修身养性的经典,而不同于汉儒的以《诗》为政。相应地在解《诗》方法上就不重训诂而强调涵
4、泳吟诵,对汉儒以比兴为美刺的观点也不重视,所突出的是“兴”,是《诗经》对人道德情操的兴发感动作用,由此返归孔门诗教,特别重视孔子“思无邪”的论《诗》宗旨,通过读《诗》兴起人的善心,以达于修、齐、治、平的目的。在读《诗》态度上强调平心静气、从容涵泳,认为圣人经典本平易,不必象汉儒那样以艰险求《诗》,曲意比附,从“诗言志”的观点出发,体味诗人之志意。总之,是以性理论《诗》,表现了理学的特点。他们的这些观点也被其后学所继承,但张载、二程和程门弟子都没有解《诗》的专门著作。到了南宋,伴随着理学的繁盛,具有鲜明特色的理学《诗经》研究著作也
5、多起来,并最终产生了《诗经》研究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即朱熹的《诗集传》。 南宋有特色且能代表各学派观点的理学《诗》学著作有三部:朱熹的《诗集传》、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和杨简的《慈湖诗传》。 传统上以尊毛《序》与否将宋代《诗经》研究分为两派。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以其坚定的尊序立场受到后来比较保守的学者的尊崇。但吕氏虽坚守毛郑,本序说诗,在采录毛郑以来汉学诸家注疏的同时,也间或采录朱熹早期宗毛郑时的诗说,然后折衷众说,融会贯通,提纲挈领,提出一些超出前人的见解,且于名物训诂较为详悉,这是其受到后人重视赞许的一个重要原因
6、,也是其的一个重要贡献。但吕氏此书的主旨已大不同于汉儒,其重要标志就是,吕祖谦是一个理学家,其论《诗》的目的与一般理学家是相似的,因此他在《诗记》的开头就尽量征引张载、二程及程门弟子的论《诗》言论作为读《诗》的纲领,也将《诗经》作为修身养性的圣典,而且在对《诗经》的重视程度上比朱熹还强烈,因此也在维护《诗经》作为孔门圣经的态度上比较坚定,这也是其尊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融合汉学与宋学的基础上,吕祖谦的《诗》教观点实际上与孔子更为接近。既重视《诗经》在心性涵养中的功用,也不废《诗经》在增加实际知识方面的作用,又突出了其在实际政治生活
7、中的实用价值。这可以从浙学后学袁燮的《毛诗经筵讲义》看到。袁燮虽号称陆学弟子,实际上还受到文献派和功利派的影响,与吕祖谦一样学术思想呈现出“驳杂”的特色,而在强调事功方面正是继承了吕祖谦以来的浙学的总特点。(注:参见崔大华《南宋陆学》第三章第二节有关袁燮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jié@①斋毛诗经筵讲义》在带有心学解《诗》的色彩下,突出的是《诗经》的政治功能。认为《诗经》是“诗人作之以风其上,太师采之以献诸朝。以警君心,以观民风,以察世变。一言一句,皆有补于治道。人君笃信力行,则可以立天下风化之本;公卿大夫
8、精思熟讲,则可以感人君心术之微。诗之功用如此。”[1]所以他认为“《国风》、《雅》、《颂》诚万世人主之学,所以缉熙于光明,岂可不服膺古训、日进此道而深造夫古人之堂奥哉?”[1] 朱熹的《诗集传》因其鲜明的理学色彩得到后世奉程未思想为正统的人士推崇,也因弃小序解诗的立场受到后世尊崇汉学的一些人的非难。其实在宋代尊序废序的争论中,朱熹并不是最激烈的一位,在对于毛诗序的态度上,朱熹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而推动这个过程的原因正在于朱熹的理学宗旨。但在理学《诗经》研究著作中,朱熹的《诗集传》却最具有文学色彩的萌芽。朱熹在解《诗》过程中感
9、到若尊小序以美刺来立说,则与理学以天理论证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纲常相矛盾,也不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朱熹说:“‘温柔敦厚’,《诗》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讥刺人,安得‘温柔敦厚’!”[2](P.2065)认为汉儒的解释使“读者疑于当时之人绝无‘善则称君,过则称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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