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腐败的文化传统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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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官员腐败的文化传统溯源[内容提要]寻租理论尽管已对腐败的原因做出了深入而有效的解释，但它显然忽视了影响腐败的还有一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对道德自律和人伦关系的极端重视促发了现代中国官员腐败的两个特色，即道德感薄弱和关系网盛行。因为对道德的极度信任暗含了对制度约束的忽视，降低了防范人性风险的能力；而对人伦的高度重视则造成了法制观念的淡漠，背叛人情和宗族传统，还会给官员造成极大压力。只有通过强化制度安排和提高制度供给能力的方式，削弱文化传统中的不利因素，才能恢复政治的生机与健康。　　[关键词]政治文化传统、官员腐败、

2、制度安排　　美国学者劳努道出了人们的共识，“腐败是政府最大的痼疾，其危害仅次于暴政。”[1]在腐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中，官员腐败尤其让人关注，因为他们掌握着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权力。官员腐败的滋长蔓延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政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在关于腐败的众多研究中，从经济学角度入手的寻租理论以其强大的说服力，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寻租理论认为，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当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尚未建立，而政府官员还拥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巨大干预权力时，这种干预和管制既

3、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又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进行不平等竞争的人凭借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A·Krueger）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把这种超额收入称为“租金”（rent），而把谋求得到这种权力以取得租金的活动称为“寻租”（rent-seeking）。　　寻租理论认为，在资源极度紧缺的时代，政府官员拥有分配资源的巨大决定权也就拥有了重要的获利门路，尤其在责任心又很微弱时，从事腐败活动的激励因素就应运而生；这种稀缺既可能是资源本身的紧张造成的，也可能是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指出的那样，“政府的特许

4、、配额、许可证、同意、特许权分配——这些密切相关的词的每一个都意味着由政府造成的任意的或人为的稀缺。”[2]多数情况下，容易导致腐败产生的组合是：垄断+自由处置权+不负责任的官员。[3]　　克利特加德对此做了形象的描述并概括出一个公式，“假如我不贪污受贿，我得到的是工资收入和作为一个清廉人的道德满足。假如我贪污受贿，我得到的是贿赂，但须‘付出’道德代价，还有可能被察觉判刑，如果那样我还要自食其果。因此，如果贿赂减去道德代价，再减去被察觉的可能性与可能遭受的刑事处罚之和，大于工资收入与道德心理满足之和，那么，我将会贪污受贿。

5、”[4]　　应该说，在寻租理论中有一个人都是“经济人”的基本预设，即：每一个人都会理性地计算和衡量得失，只要条件具备，他就会努力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该预设虽然洞察了人对物欲的普遍狂热，但它忽视了存在和延续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常常使得腐败不仅具有权钱交易的世界共性，而且显示出不同国家或文化环境中的独特个性。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制度经济学派的大师诺斯就注意到，“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5]那些古老而依然残存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就为

6、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员腐败提供了路径依赖。只有从这一点入手，我们才能更深入地把握中国官员的腐败，并找到对症下药的治疗方案。　　从若干被披露的案件中，我们大概可以在表象上把中国官员腐败的原因概括为比较鲜明的两个特色，即道德感薄弱和关系网盛行，而这两个特色又基本对应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延续至今的两个要素，即对道德自律和人伦关系的极端重视。　　以下我们将把表象的原因与历史文化的传统结合在一起来阐述，对那些过去积淀下来的观念如何影响着现代官员的做为做一点初步的探究。　　1、道德感薄弱的现状与重视道德自律的传统　　重视道德自律的传统如何

7、会导致道德感的薄弱呢？这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如果不细加思索，就几乎无法发现其内在的甚至有些玄妙的关联。　　首先官员道德感的薄弱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在许多研究中，人们常常提到的那样官员腐败是因为放松了道德教化的结果，而那些犯事的官员在他们十分肤浅的检讨中也总是归因于忽视了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理论学习，似乎道德是一把救命的大伞。但大量的事实显露了官员在财富面前的道德窘境。有时，数万元钱就足以把一个久经风雨的老革命“打倒在地”。那些到处呼啸着、裹挟着糖衣的“金钱炮弹”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就能冲跨我们苦心营建的道德堤坝？　　其次，

8、回顾历史，中国政治文化重视道德的传统也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如新儒学领军人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就认为，构成中国文化传统源泉的“先秦儒学基本上是通过教育，通过思想的努力来发生极大影响的，而不是通过实际的政权形式，从由上至下的控制来影响社会。”[6]　　的确，中国古代的德治传统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