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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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摘要：为了老子研究的需要，为了解开历史的谜团，必须深入认识《老子》其书的经历。本文侧重于《老子》书名在东周（春秋、战国）的演变探讨，以及认清《老子》全书的宗旨，乃至于《老子》一书的重大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关键词：《三绝》、“韦编三绝”、官方本、社会本、圣人、绝学无忧。《老子》一书，老子其人，它作为一个历史谜团始终困惑着我。战国时庄周把老子视为“博大真人”，其实这也只是付老子一个虚名，抬高自己,贩卖自己的诡辩。其他诸子，更是承袭当时的时尚，或汲取一点，或攻其一点，自己立论，也自心

2、安理得，从未有澄清过老子乃何许人。自《史记》有关老子生平记载的三个“或曰”以来，又把老子搞得玄乎。从汉以后文人墨客对《老子》的研讨、论述、校勘、正诂，也终无定论，孰是孰非，莫衷一是。近几年来，楚竹简面世后，《老子》的研探又有点似是而非……的确，历史至今有关《老子》这本书、和有关老子这个人的史料，给我们留下来的只是一团团迷雾。在新世纪里，为了中华民族自身古老文化的纯真，我们应透过历史的迷雾，拂去历史的尘垢……本人在史实陈迹的启发下有一些认识，现联篇成文，奉献给识者，万望诸君哂笑之余而不吝赐以教之。一、《

3、五千言》、《三绝》、《悖篇三绝》。西周末年，有一在周室做官的老人，人们习惯地称之为老子。虽然他本人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做官多年，饱览史料，学识渊博，也算得德高望重。他共经历了厉王、共和、宣王三个时期，对周宣王的小有“中兴”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深得周宣王时的君臣们的赞誉和爱戴。周宣王“临危”之时，曾授命于老子，要他将古公亶父老祖宗所著的《德》经发扬光大。然而，值周宣王死，幽王继位，他的所作所为更加无一是处。当时又逢史官伯阳之流，以旁观者的身份，落井下石，幸灾乐祸（此举见《史记》伯阳语）。老子认为，这是食国

4、家俸禄而不为国家办事的蛀虫行为（也就是典型的智者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在自己辑成的《五千言》中，又加进了新的一段(即后人分章的三十九章)针对伯阳语而斥之。《五千言》，是老子在周始祖古公亶父所著的《德》经（周康王时称谓《德》经，老子称之为《建言》）的基础上立论的。他重新修定了周室宗祖的《德》经,（也就是按当时西周的“意识形态”修订,其宗旨要点突出在十九章的内容之中。）呈献给周幽王，老子想以祖宗的训导感化周幽王。可是周幽王既无心于国家治理，更无丝毫律己的意念，对《五千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碍于

5、祖宗的情面，责成当时的史官按惯例收入周室。这时，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诸权贵之仕，周幽王的近臣，都耳闻目睹了老子的《五千言》，且议论纷纷，相互告知，口头传讹（当时文字性的传阅颇为不易，口头传讹却不胫而走）。尤其是对其《五千言》的“三绝”感慨不已，因为这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要害之言，他们把《五千言》直呼之为《三绝》。简而言之：其内容是“绝礼弃智、绝仁弃义、绝学无忧”。由于老子文中的第三绝是“绝巧弃利”，但因这是不言自明的，没有“绝学无忧”来得惊奇，故取而代之。一刹时，不仅使周王朝的权贵之士、智者们目瞪口呆

6、，就是各大诸侯国闻之也为之愕然。愕然之余也给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借口，加之幽王的极度昏庸，于是春秋之哗然就在公元前770年开始了。春秋初期，诸侯大国各怀己意，居心叵测，各自为政，兴风作浪：“绝周礼，禁仁义，摒弃智者”,渐趋周天下“礼崩乐坏”。春秋时,此风不衰，长达两百多年的倾轧……这一段时间，让历史学家感到头疼，史料少得可怜。其重要的原因，是智者不敢为也。待孔子起而入仕为宰时，已是公元前500年，春秋末之时。此时的孔子才有机遇，有能力有欲望在周室接触到传讹已久的《三绝》。孔子读《三绝》，惊而喻之为“悖篇”

7、，（当时，韦通违，通背，悖；编通篇。）而直呼之《韦编三绝》。太史公哪能顾及这个史实，把孔子反复而读的（喜读）《易》、《韦编三绝》连在一起，后人就视之为读《易》牛筋三断了。《悖篇三绝》对孔子的震动很大：晚年他之所以顶天立地地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其原由正是根据“绝礼弃智、绝仁弃义”而来的；“学而时习之”也是用“礼法政教”或“博文约礼”而规定“学”字的含义来针对《三绝》的“绝学无忧”而提出的，即是对“礼法政教”时时习之。简言之，就是“礼”要时时习之，毫无今人“学习”之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

8、也”，也是针对《三绝》文中的“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而提出的。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认知态度，可惜，今人还认为这两种认知态度是“合一的”，还大而宣之。显然，孔子之论，还有很多源于《三绝》，意义却大相径庭，此处恕不烦呈。看到《三绝》的不只孔子一人，春秋时，还有较多的人都读过《三绝》。例如除管子外还有和孔子同时的孙武子，也因某种机遇在孔子前就读到了《三绝》。孙武子颇有自知之明，对于老子的教诲，虚心而习研之，对老子的有关用兵之说颇为留意，特别钟情于“以奇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