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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10
《共时与历时:重访《春秋》“经史之辨”的一种进路》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共时与历时:重访《春秋》“经史之辨”的一种进路郭西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摘 要:文章借镜语言学“共时-历时”视域,与诠释学理论相结合,重访《春秋》经史之辨问题,这一观察进路有助于避免带以后世学科理念的滞重,对古典诗学观念进行回溯与判断的某种时代误置性。《春秋》文本聚焦出经史观念所投射的时间张力结构,公、穀之学与《左传》之学形成两类诠释话语形态,体现出对此结构偏转与倚重的强化和发展。两种诠释进路促使经史二重性进一步被归系于《春秋》,借由这一特殊而典型的象征文本,对“经”与“史”的定位与想象亦得以深化。共
2、时性与历时性相互依存演化,使得对《春秋》诠释学处于一个不断生成新规则的动力运作之中。.jyqkorphologicalstructure)的相互关系,而历时性分析则在时间之流中追随其主题,将之呈现为一个过程。两种方式都对其主题进行语境化,但共时性建立了这样一种模态,使其展现出某个时间点上各论题的相互作用,而历时性则呈现的却是作为时间进程的模态。[12](P111)伯克霍夫进而得出结论道:“共时性常常被用以刻画一度被称为一个时代之氛围、‘思想’或‘精神’的东西。”[12](P111)当我们把目光转回中国经学思想史的语境中时,不难辨
3、清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共时性话语更容易召唤同质的理解与解释,因而也普遍地适用于经学话语的呈现;另一方面,这种本质上具有空间性思维特性的话语模式,也更擅长于将典籍文本的意义与社会、政治、文化结构之间进行同质性关联,从而反过来也突显了典籍文本的“经”的面向。二、以《公》、《穀》释《春秋》:对结构共时性的强化毫无疑问,要理解《春秋》必然仰赖“三传”,这是自西汉即已达成的共识。历史上众多的争议亦聚焦或肇始于“三传”之别,但一般而言,将《春秋》“三传”从经-史,理-事分殊来区别,从而认为公羊、穀梁学传义理,《左传》学详史事,这一概括方式
4、已经长时间以来广为经史学家认同和采纳。①朱熹之言颇具代表性:“《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13](P2152)如果说《春秋》文本聚焦出经史观念所投射的时间维度的不同倚重,那么,“三传”则通过其具体的理解进路与解释形态对这种时间张力结构加以强化和发展,反过来又促进经史二重性被进一步归系于《春秋》,甚而同时借由这一特殊而典型的象征文本,对于“经”与“史”的定位与想象得以深化。共时性视角最为突出的特征在于对系统价值的关注。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Pa
5、ulRic?ur)总结由索绪尔语言学模式所启动的这种理论操作时,便以系统来作为维系其规则的核心理念,在系统中最重要的是符号的“差异和相互关系”,历时性从属于共时性,“事件只有在系统中被认识,获得系统的一种规律性时,才能得以理解”。[14](P31-33)《公羊》、《穀梁》二传求溯与发挥经文大义,正是将《春秋》经视为一个自足的系统,其间,微言大义总是基于在系统内部的对比和差别而显现出来。这首先体现在二传对《春秋》义例的领会与叙述总是以成组、尤其是对举的概念出现,并且着意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起差异的价值关系。一方面,在以问答体形式解经
6、的过程中,释人、释物、释天、释地、释名、释礼、释制度、释语词、释书法等诸方面的诠释,这种“项目性”(item)特征与其共时性的观察视角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公、穀之学极其敏感于文本系统中辞项的在场(presence)与缺席(absence),言此与言彼。公、穀学家们相信,《春秋》以符号建码的方式传达着内外、远近、贵贱、尊卑、轻重、褒贬等一系列的比对价值,也召唤着对此价值体系的解码行为。基于符号的差异与对立,不同时间、地点和语境下所发生事件的叙述措辞之间具备了可比性,由此而导向文本的隐含意义和价值判断,惟其如此,事件的书写才真正获得
7、了理解。以《公羊传》和《穀梁传》的整体观之,对微言大义的发现与解释仰赖于诠释者置身文本之上所采取的非历史性(ahistorical)视角,《春秋》所记述的二百四十年历史被转化为一个横截面,向经文学家们敞开了经义妙门。公羊学至为重要的“三世说”便是此种共时性视角的典型体现。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下《公羊传》曰:“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15](P2200)《春秋繁露·楚庄王》中,董仲舒对这一说法详加阐述,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深信通过辨析异辞加以比对,完全可以判断圣人深寓其中的经义,故称:“
8、然则《春秋》义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达之,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视其温辞,可以知其塞怨,是故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不隐,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16](P769)董仲舒及其所代表的公羊学将《春秋》所载十二世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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