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奏疏中的警世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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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古代奏疏中的警世之言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　　在西汉的历史中，梅福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没有高官显爵，也没有运筹帷幄的庙堂之功、攻城略地的安邦之举，最大的职位不过是小小的县尉，顶多相当于如今的科级公务员。然而《汉书》上竟有他的传记，不为别的，只为他有两篇《上成帝疏》，所以班固堂而皇之地把他列入正史。其身虽灭，其名犹存，其言犹应为后世所铭记。　　梅福的《上成帝疏》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即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这是针对汉成帝不纳天下之言，对言者治罪加戮的恶政而提出的告诫。中国历史上，告

2、诫统治者广开言路，不应以言治罪的言论很多，著名的有《召公谏厉王弭谤》，里面提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厉王一味堵塞言路，甚至用卫巫这样的耳目使监谤者，卫巫以告，则杀之，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还沾沾自喜，自以为能消除谤言而安居高位。三年后，这个用特务监视言者，用刑罚来惩治言者的厉王就被推翻了。梅福提出统治者必须重视知识人(士)的言论和见解，方可补弊政之失：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他引用《诗经》中大雅的名句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说

3、明吸引众多知识人参政的重要性。他举出两个例子，说明当知识人面对迫害言者的暴君时，是会跑到敌国发挥所长的。一个是古代的箕子，他是纣王的叔父，在暴君治下身心遭到迫害，性命难保，他佯狂而保命，后跑到周，写成《洪范》这样的著作;另一个是汉初名臣叔孙通，他本是秦人，逃脱了秦国的暴政归汉后，为汉朝制定了礼仪制度。这并非他们叛国背亲，实在是因为暴君治下，不可为言也。统治者欲求天下长治久安，必须广开言路，奖励那些敢于进言的人，使人才脱颖而出，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书求见者，辄使诣尚书问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

4、之禄，赐以一束之帛，如此天下之士方能砥砺奋发，吐忠言，献良策，使国家充满旺盛的活力。当然，并非所有的言论都可取，其中必有不正确的偏宕之言，统治者当有言者无罪的胸怀和气度。汉朝建立以来，有三次大的危机，吕后篡位，霍氏、上官氏两大权贵家族的反叛之谋都危及汉家社稷，其原因都是不能广开言路，止逆谋于初萌所致。　　梅福上疏，没有得到皇帝的理睬，自此隐于家中，读书养性。等到王莽专权，汉室衰微，他毅然抛妻弃子，离家出走了。梅福晚年落魄，终入狂狷一流，逃不过帝王专制时代下层知识人的悲剧命运。　　舍法度而任私意，奢

5、侈行而仁义废　　立德、立功、立言，古人称之为三不朽。官职和名位从来不是衡量一个人历史地位的标准，笔者读史书，见有些人已是宰相或名列三公九卿之位，但其名字仅在别处被提及，却找不到他的传记。无他，盖因其人平庸，没有嘉言懿行或事功建树可被后人所铭记。中国古代史籍浩如烟海，如梁任公所言，一个人从孩提时把卷而读，至白首而不能穷尽。历史上为职官者言，所行不过是尽职尽责之事，所言不过是应兴应革之务，当时之政事与今日之故事肯定风马牛不相及，但千年之后，古人针对时政时务所发议论，今人犹觉言在当前，事或有别理却相通，

6、岂非太阳底下无新事，古人之言不可废乎?　　贡禹，汉元帝时人。此时的西汉王朝历经数代，离王朝新兴，制度草创之日已远，统治集团已然怠惰，讲究奢侈享乐，渐趋腐败。贡禹上书，历数腐败奢华之弊，列举之事直指皇室。他首先指出远古大治时代的情形：皇室内只有九名嫔妃，养八匹马，宫墙只涂灰泥，木门之类也没有雕刻花饰，皇室所用器物不雕画，打猎的园囿只有方圆几十里，且与百姓共用。税赋很轻，除什一税外，没有其他的赋敛徭戍之役，千里之内的事皇室自己去办，千里之外鞭长莫及，设几个官吏管事这样一幅远古的大治图，的确令人向往。　

7、　汉代开国及后来的几任君主还是较为节俭的，可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贡禹在奏疏中列举了几项：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三服官是专门管理为皇帝及宫廷做衣服的官员，因为作坊在齐地，称齐三服官。从前每年不过向宫廷呈送十竹箱衣服，现在专给宫廷做衣服的人就达数千人，每年耗费巨万。专为朝廷制作金银器物的作坊在蜀地广汉，仅此一项，年耗五百万。三工官是为宫廷服务的机关，管理宫殿庭园修缮等事务，每年支出五千万之巨，东西织室是为宫廷织造绢帛的作坊，每年也要耗费

8、五千万。贡禹还说，他曾随皇帝到过太后所居的东宫，其赐臣子进食的桌案和杯盏，皆用金银文饰，而东宫奢华之费难以计算。贡禹责问道：天下之民因为大饥荒而死去者成千上万，甚至人相食，宫廷豪华奢靡，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君主口口声声说受命于天，为民父母，难道应该这样吗?老天难道看不见吗?汉元帝是个不错的皇帝，看了贡禹的奏疏，觉得虽言辞激烈，但还是忠于社稷之臣。于是下令减少宫廷的马匹、粮谷和御苑中饲养的老虎等食肉猛兽，把宜春下苑的土地与贫民耕种，罢免了齐三服官和供宫廷娱乐的角抵之戏，并提拔贡禹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