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周的彻和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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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西周的彻和庸——西周生产关系、阶级关系问题商兑之一一、西周封建占有制及其剥削形式封建初期土地占有制度，主要为井田。谈井田当着重于研究公田、私田和直接生产者对土地有无占有权问题。井田为一幅封建占有制图案，同时又是封建占有制的一个计算标准与公式，它与剥削方式是紧密相关的。井九百亩，一夫耕百亩，而封建主于九百亩中攫取百亩的收入。凡田地多于一井的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或公式计算，少于一井的同样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或公式计算，也不拘于整块或奇零，基本上都要以此作为计算依据。中原地区辽阔，原来又分属于不同的邦国，施行的主要标准为

2、井田，井田的具体办法可以有差异，井田之处还可能有其他标准，《周礼》中的“九一”与“十一”并存①，正反映了这种情况。封建占有制的主要内容，见于《国语·晋语》，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记载，原文如下：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阜隶食职，官宰食加。②士以上属于封建贵族，无论食贡、食邑都落到食田上面，靠封建剥削来维持。工商、皂隶和官宰则为封建贵族的臣僚、私人、仆役或奴隶，依附于贵族而生存，即仆隶一般也不参加生产。只有“庶人食力”，庶人负担全部生产任务。所以士食田、庶人食力成为封建经济中最基本的内容。—

3、———————①如《周礼·小司徒》言“九夫为井”，而《遂人》言“十夫有沟”，又《小司徒》言二千三百四夫为县，而《遂人》以二千五百家为县，非独国野之不同，恐标准与计算公式本不相同。②贡兼贡赋等而言，“鲁三家四分公室，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即取赋的一小部分以为贡，原来贡赋归于三家。《国语》行文简略，不能拘于定义。又官宰食加，加一般作“家邑”解，《国语注》引《论语》：“原宪为家邑宰”(今本无)，家邑即私邑，以别于国邑。但官宰有职秩，应兼家邑国邑而言。《左传》庄公十九年，“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秩为国邑

4、所入，疑加为禄秩加诸官宰的意思．如《左传》：“亦庆其加”(昭公年三十年)，“敢闻加贶”。故《左传》又云：“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成公十七年)，而“竖有官邑”(昭公十六年)，都得称为加，不限家邑而已。按照九一之制，井九百亩，其中一百亩属于贵族收入，由庶人八家共耕，这叫公田。庶人“八家皆私百亩”，这叫私田。孟子作出如此说法，其真实性自来被人怀疑，范文澜同志等根据《诗·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记载以证明孟子这一说法的可信，论证上也难以成立。①但是，这种公田和私田在当时又确实是客观存在着的。目前可以证明公田私

5、田的存在，比较确切的有如下的一些记载：第一，《诗·甫田》《大田》诸篇，描述贵族拥有大片田地及农夫在公田上耕种的情况，那里既有田峻监督，贵族(称为“曾孙”)也亲自巡视，虽有时给予农夫以“馌”，或者“我取其陈，食我农夫”，“采荼薪樗，食我农人”，而公田的收获则全归贵族，所谓“蒸我髦士”或“以谷我士女”，因此，农夫必须有私田(指使用权)以维持生活。《国语·鲁语》说：“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可知农夫在共耕公田时，因距离有远近，徭役多少得计算远近的行走在内，这也是说明农夫来自其小庐舍，有其一定的私田。至于诗中说到：“彼

6、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寡妇只能拾点禾穗，因为没有劳动力，不能耕种公田，连私田使用权也被剥夺了。这一类的纪事诗，可以与后来孟子所讲的遥相印证。第二，《诗·七月》篇对封建农村生活作了全面的描述，其中如“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农夫的猎获，其中好的部分得交给贵族；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农夫在春节还得给贵族以酒食。凡此等等都可说明农夫有其独自的门户，其身份不是奴隶，却须负担更多的剥削，可知这种独自门户是以私田为基础的。第三，从西周初的小耕作制，亦可证明公田私田的存在。一般把《诗经》的“十千维耦”(《噫嘻》

7、)、“千耦其耘”(《载芟》)看成是奴隶农场大耕作制，我看这完全是误解。《载役》《良耜》以及《噫嘻》《丰年》诸篇，都属祈神报社之诗，描述广大农村的一般情况，它与《甫田》《大田》的专写一个贵族的“井疆”者有所不同，应作具体分析。在广阔的田野中，诗人用夸张手法，写出“十千维耦”，“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以开百室”，“百室盈止”等景象，通过祈神的颂歌，写出贵族想无限制地增加财富的奢望，这是合乎贵族诗人的所谓“写真实”的。至于贵族诗人具体的写一个领主的“井疆”时，情况又大不同，如《信南山》之“中田有庐，疆埸有瓜”

8、，瓜果不会远离居处，疆場不会很广。周天王的藉田千亩，由庶民三百人耕种，应该是最大的农场了，②人数也不及千耦的六分之一，怎能说“十千维耦”是近乎实际的记载呢?藉田千亩也不一定是大农场，一般大贵族如“卿备百邑”都分别有邑宰管理，当时邑的————————①《大田》《甫田》诸诗，是士人作的，绝不具农民口气。农民与领主处于阶级对抗，不会有“我田既藏，农夫之庆”的思想感情，也不会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思想感